唤起群众觉悟，靠正确的“利益驱动”
蒋介石很爱开办军校和训练班，又经常亲自讲课，他的一句名言是“打仗就是打将”。毛泽东同样也注重开办学校并讲课，他却强调：“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个是注重“将”，一个是注重“兵”，结果“兵”赢了“将”。
若回顾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建军史，不难发现蒋介石一直非常注意笼络军官。他在黄埔时期几乎对每个基层预备军官都要亲自接见，听到谁说家中有困难，拿起笔就批钱，使许多国民党中央嫡系军官长期都说“校长恩重如山”。可是，蒋介石没有那么多钱收买兵，抗战前募兵时便常常欠饷，到抗战期间和随后的内战中主要用绳子捆绑的方式“抓壮丁”，又根本不管士兵家属的死活。这种心怀不满的兵，打仗时自然不肯拼命，一遇危险便听从“缴枪不杀”的呼声举起手来。
共产党军队的兵，作战勇气远胜国民党军，连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也把八路军的特点概括为两点：“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同时，解放军身后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到火线上搞运输、抬担架，这样就能在装备很差的条件下打败对手。那么，当年靠的是什么动员根据地的军队和人民的呢？过去传统教材的回答往往是──靠政治觉悟。
这个回答是对的，不过还要深入地说明，觉悟不是抽象的，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物质利益来保障的，按现在的习惯语言就是“利益驱动”。
马克思通过研究社会发展史，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15]唯物主义原理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变精神。如果离开物质基础空谈觉悟，那就是“空头政治”，当年在战争中被讽刺为“卖狗皮膏药”。
其实，任何军队都要讲利益驱动，其中的区别在于：有的只讲浅薄的眼前之利，或是少数人之利；有的却注重长远利益，强调为自己的家庭、乡亲、阶级的利益即整体利益而战。
古代和近代军阀都强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过把命丢了，赏钱还有什么用？靠钱刺激的“勇夫”是以不舍命为代价，不会甘于牺牲。国民党军队遇到难攻的阵地，经常以重金悬赏组织“敢死队”，可是遇到丧命的危险，他们还是向后跑，结果又要靠“督战队”的子弹来伺候。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从来不搞金钱悬赏，如长征时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所获的奖励只是每人一套新的列宁服。
再看一下从井冈山斗争直至全国解放，共产党军队在二十多年间都是一支“官兵都不发钱”的军队。自古以来，军队就应该吃皇粮，拿军饷，拿不到军饷士兵往往就会哗变。那么共产党是靠什么利益驱动让那些参军者舍生忘死地战斗呢？
说来也简单，当年老苏区、解放区墙上到处写着的标语就是最好的解释，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
毛泽东创立的一套激励官兵的制度，就是通过土地革命让贫苦农民摆脱压迫并获得最想要的土地。在旧中国，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生存都依赖土地，极少数地主又垄断田产，多数贫农无立锥之地。共产党组织农民斗地主，分到了土地，再教育翻身农民参军参战才能保田、保卫本阶级利益。这样，参加红军、解放军的人虽然眼前没有薪金，共产党却发给他们一项最大的报酬──土地。
土地，代表了农民祖祖辈辈的长远利益，为此而战的人纵然自己牺牲，家人仍然可以享受土地革命成果，同他们一起的乡亲以及其他受苦人（按当年的话讲是“阶级弟兄”）也能得到解放。于是，当年解放军指战员的口头禅就是“战场牺牲，革命成功”。根据地内哪一家的儿子献身，门口就会挂上“光荣烈属”的牌子，家人处处受到优待，老区群众也习惯把谁牺牲了说成谁“光荣了”。
于是，这支不发饷的军队的勇气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解放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把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阶级利益相结合。解放后动员出国抗美援朝，口号也是“保家卫国”，把保卫自己家庭放在第一位，这恰恰合乎中国人“家本位”的传统观念。
当然，动员广大军民为长远利益而暂时牺牲眼前利益时，动员者、领导者自己要以身示范，这又要以官兵平等来保证，当年，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到普通士兵都穿同一样式的衣服，大家都没有薪金，士兵和支前群众的生活虽苦也不会抱怨。根据地的军民都相信《为人民服务》所讲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全国解放后，社会制度的改变使许多过去的动员口号不能再用，讲利益驱动需要新方式。例如解放军的任务由打天下变为保卫国防，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志愿制就要改为义务兵役制，军官也成为职业，这又要用新的利益观凝聚官兵。
当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时，军队讲利益，关键就是强调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相结合。例如驻守风雪边疆的官兵，在个人利益上作出了牺牲，不过他们懂得“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保大家”，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他们自己乃至家人才有了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正确的利益观！从过去到现在，解放军就是靠这个激励斗志。在地方上的众多单位，想激发干部、群众的生产工作积极性，同样也要靠这种利益观。
回想改革开放前，曾出现过空洞地讲“远大理想”，却忽视群众现实利益的“突出政治”，结果导致了人们表面唱高调，实则“出工不出力”的消极现象，国内经济生产长期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正是重新调整了利益分配关系。
改革开放后，国内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只看眼前实利、忽视全局、不顾长远的“短期效应”。哪一个城市或一个团队若是如此，肯定不能持续发展，而且会人心离散，正如古人所说的：“上下交争利，而其国危矣。”(www.xing528.com)
这两种倾向，都是对正确利益观的扭曲，会把人引向追求虚无飘缈或只顾蝇头小利这两个极端。
有鉴于此，今天的人们考虑如何调动积极性，如何搞好团体的凝聚力，若回顾一下当年解放军怎样处理官兵的利益观，可能会有参考价值。当前，人们要树立新的价值观、利益观，其核心还是采取正确的利益驱动，把握好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才能使我国很好地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注释】
[1]《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385页。
[3]《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60页。
[5]萧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引自《人民文学》，1977年9月号。
[6]奥托·布朗：《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74～75页。
[7]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
[10]《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374页。
[11]1928年7月4日中共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致湖南省委的报告。
[12]《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3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6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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