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军阀坏习气
历史往往呈现“之”字形发展，人民军队的发展建设也走过了这样曲折的道路。例如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犯过忽视兵权，未能破坏旧的雇佣军队制度的右倾错误；可是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建军中又屡屡出现“左”的错误。此后在克服一种偏向时，往往又会走上另一个极端。
在同“左”、右倾路线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及时克服了建军工作中两个极端的不良倾向，像一个身处惊涛骇浪中的舵手，把握住航船的正确方向。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专制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军队内强调民主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称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小农经济固有的局限性、狭隘性和封建地方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新建的部队中表现出来。把这种“极端民主化”与旧式农民意识结合起来，军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并会姑息迁就落后。
红军初创时期部队内实行民主时，有许多下级干部战士走上另一个极端，对上级决议、指示如感到不合意即不愿执行，甚至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表决，不愿去的可以不去的怪现象。
在井冈山斗争中，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是刚刚由湘南起义农民组成的，其士兵委员会反映士兵意见时，以想回家乡及不愿在山上坚持的错误想法为主导形成决议要求回家乡，而部分领导人又不能很好制止这种群众性的落后观念，结果该团军心动摇，集体跑下井冈山，随之溃散。
1929年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进入赣南、闽西后，一度曾批评了毛泽东主张的前委集中领导，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凡事都需“大家谈，大家议”，有时为打不打一县城竟要全体官兵“讨论了数日”。如此“民主”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组织松懈和斗志涣散，使事物走向了反面。
另外，过去旧军队的传统是单纯吃粮打仗，受其影响，红军初创之时很多人并不愿意从事群众工作。当时被扣上“枪杆子主义”帽子的毛泽东，却极力反对这种旧军队的传统观念。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军队队伍迅速扩大，加入了大量农民和旧军队出身的同志，加上战斗频繁，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旧军队的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比如，一些人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太管事了”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即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前委做了改选，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又患了重病，自称“到鬼门关走了一趟”。此时朱德既是军长又兼代前委书记，军事、政治工作都要管，实在忙不过来，党的工作一度削弱。
当时红四军干部中有些在旧军队待过的人，惯于用旧军队那套办法管理部队，动不动就对士兵打屁股、关禁闭、滥施肉刑，枪毙逃兵的事也时有发生，使官长与士兵关系紧张。后来的《古田会议决议》第七章专门列举了在“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并举例说明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这方面的问题：“各部队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到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二纵队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
1929年8月间，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中央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周恩来对红四军的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着重指出：朱毛二人都要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意见和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这是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文件──“中央九月来信”。
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主持红四军的工作。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先后召开了许多类型的座谈会，并且找了一些干部、战士谈话，深入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大家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白天搞调查研究，晚上整理材料写文章，隆冬寒夜，他房间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针对红军中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在他亲自起草的《决议》里特别分析说：“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致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的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12]
当时，毛泽东一面分析军队中的错误思想，一面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例如他专门找因打人而外号“铁匠”的大队长谈话，批评他爱打人的坏习惯，使这个同志改正了旧的军阀作风，直到最后牺牲都再没有打过战士。(www.xing528.com)
何孔德创作的《古田会议》油画。
在人民军队中，为克服以上压下、打人体罚的封建余毒，毛泽东也以身作则，努力在党内军内的上下级乃至亲友之间建立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本人虽然是封建体罚方式坚决的反对者，过去在家庭内也强烈反对自己的父亲打人，然而他自幼所受的封建家庭影响，以及其倔强和强烈的个性还是在行动中有所反映。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时，曾回顾起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件事，即他自己同在军中工作的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因毛泽覃不听哥哥的话，毛泽东也要动手打弟弟。毛泽覃随之质问：“你怎么打人？”毛泽东想到党内军内的规矩，也就不打了。事隔三十余年后毛泽东对此还将此事提到发扬民主的高度来检查，这既表现出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在中国革命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需要由领导人带头，才能带动下级官兵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后来通称“古田会议决议案”。
这个决议，首先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红军中贯彻实行，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的推广，全国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建军的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也堪称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创举。此前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就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
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对这三大任务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的个别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抗日战争中就将打土豪筹款改为生产，解放战争后期又将生产队的任务改成工作队，但是这三大任务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的历史贡献，是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明了斗争方向。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出现过一股否定毛泽东的思潮。曾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受过长期迫害的黄克诚在中纪委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回顾了在人民军队创建之初的斗争和毛泽东的贡献，并且很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实要高明好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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