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建支部,民主主义改变部队面貌
三湾改编的一项关键性措施,又是扩大了党代表的范围,将其建立到连一级,从而使党的代表制度深入到基层。尤其是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直接掌握了士兵。
叶挺独立团成立时,全团2000余人,只有20余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军官),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各营只有小组。北伐战争期间,部队中党员虽然增加了好多倍,可是部队也扩大了几倍,党组织相对薄弱的情况并未改变。尤其是军中的党组织没有建立和深入到基层,无法很好掌握雇佣来的士兵。在胜利凯歌高奏的顺利形势下,部队还好带,一遇逆境就必然出现严重的混乱动摇。三湾改编后,做到了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的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
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特别看中“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措施。他对各位前委说,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心脏强壮,摔打一下皮肉无关紧要。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我们这支部队今后垮不垮,就要看连队支部建的好坏了。把连队党支部建好,让连队的心脏坚强地跳动起来,才会使党的血液,流灌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以后的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措施。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8]
在军中实行党代表(或曰政治委员)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本起自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全面实行了这一制度并将其传到中国。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制(团一级称为政治指导员,团以下则无),可是当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监督军事首长执行党的决定。这种军中的监察制如走向极端,可比诸古代的“监军”、现代的特务。国民党军中后来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其实所起的就是这种监军兼政治特务的使命,结果在军中为官兵所深恶,政训人员本身也如过街之鼠。这种扭曲了的党代表制和政工制度,到头来只能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从事建军工作之初,就注意到处理好党代表(政委)与部队军事首长、下级士兵之间的关系。党代表作为部队的政治首长,既负部队的政治领导之责,又是军事领导的帮助者,以“两长制”共同实行领导。对于广大士兵,党代表、政工人员则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代表者,对他们疾苦痛痒的关怀者,从长期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曾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政委”、“指导员”的称呼,一直是带有亲切之感的贴心人的象征。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还要求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
满脑子旧军队习气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军官违法,由士委会处罚,那成何体统!”“官兵起居相同,待遇一样,那要官作甚?自古官兵有别嘛!”
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打破这种旧“体统”的方式,成为跟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大胆创举。
自三湾改编起,毛泽东要求全军官兵在生活待遇、着装上保持一致,同甘共苦。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不接受这种做法,就可以离开。在部队中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士兵委员会并能代表战士发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见,可以检查伙食账,这也就杜绝了贪污、克扣这类“喝兵血”现象。(www.xing528.com)
上井冈山后,在那困苦的山区,部队过的是“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稻草),盖身上”的日子,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与战士们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1928年入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9]
根据这种“什么人都一样苦”的要求,毛委员、朱军长同大家一样挑粮上井冈,战士没有棉衣时他们一样也穿两层单衣。打土豪时得到的皮袍子,交给站岗的人轮流穿着。如此破天荒的举动,正如红军中的一副对联所云:
“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这种看似生活小事的举措,却以示范作用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往的旧军队一旦发不出薪饷,就会哗变、溃散。可是红军却能忍受人世间各种艰辛,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这就是因为官兵平等,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战士虽苦也不抱怨。
为了保障红军士兵的民主权利,也就是最基本的人权,毛泽东还坚决废除了中国旧军队流行千年的体罚制度,干部不许打骂士兵,不许枪毙逃兵。革命靠自愿,如果当兵吃不了苦可以回家,只要不带枪不投敌就不枪毙,这样反倒没有多少人跑了。
后来,罗荣桓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红军实行这一改革,真是打破历史常规的“了不起的改革”。三国时期的曹操曾经说过:“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封建军队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军官靠薪水、士兵靠军饷。当年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第一大难事就是经费没有来源,生活苦得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这就是只靠打土豪筹款解决吃饭,再不给官兵们发钱了。上井冈山后在红四军担任了一个月团长的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他和许多领导同志当时都对毛泽东的决定感到很吃惊。直至1980年,黄克诚在针对社会上否认毛泽东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仍深情地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建军道路上进行开拓的伟大意义。他对此回忆道:
“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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