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偏僻山区，以党组织凝聚军队
如今人们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武装起义时的旗帜，会发现上面的图形并不是来自苏联或以后成为共产党人标准徽记的铁锤和镰刀，而是中国农村的木犁或镰刀斧头，并没有象征工人的铁锤。这一旗帜上的“中国特色”，也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自身特点。
毛泽东当年的农村斗争时，堪称最高明的大师，也就被历史推到了战争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中国的社会环境，又使中国农民具备近代军队所需要的优秀士兵的各种潜能。长期的封建宗法制所造就的等级服从习惯、艰辛劳作所锻炼出的坚强意志和对恶劣条件的生存适应性、悠久文化传统所培养的机敏才智，为摆脱生活极度苦难而奋斗时又对生死感到漠然，这些恰恰是许多生活优裕的西方国家士兵所不具备的。从清末来华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直至在印缅作战及朝鲜战场和中国军队打过交道的美国军事人员，都曾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农民士兵除了许多人体力差一些外（这也是那个“东亚病夫”时代的特色），在其他方面都具备第一流士兵的素质，其战斗能力的发挥关键在于领导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创造的建军奇迹，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发挥了中国农民的传统优点，又克服其保守、散漫等缺点，终于将这些本属落后的旧式生产力的代表培养成先进军事科学指导下的出色战士。
毛泽东后来从理论上分析上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又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上井冈山后他写下第一篇理论文章，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了这样一种世界上的奇观：“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在中国的农村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当时国民党新军阀们派系林立，相互混战，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边远地区的共产党武装。例如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遇到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周围的对手大都是战斗力很差的地方反动民团。
中国特殊的国情，又没有西方国家那种城乡产品交换的依存关系，这决定了城市的生存要依靠农村（主要供给粮食），农村的生活却基本不依靠城市。当年的贫苦农民家庭保持着“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状态，除了食盐要向外购买，其余生活资料可以自给。再加上大革命的影响，共产党在农村残酷的阶级压迫中唤起贫民、农民，这样，“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总之，在毛泽东于1927年正式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时，在军事上高于他人之处，恰恰在于带头选准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在1927年秋季共产党人的“上山下乡”，奠定了后来赢得革命战争的基础。
到落后的农村建军，难度之大又是常人难于想象的。在封建社会，农民是小私有者，分散居住有很大的散漫性。广大贫苦农民可以作为广大的兵源，然而单纯的农军由于组织性差、军事素质差，而且大都手持刀矛一类武器，难以同正规军对抗。广大贫苦农民可以作为正规的革命军队的有力补充，但真正打天下还是要靠正规军。
1927年5月下旬，国民党反共军官许克祥以一个团发动“马日事变”，一夜便占领长沙，城内外的工农武装因缺乏训练和像样的武器一哄而散。此时湖南省内虽有10万农军，却分散在几十个县，临时聚集起来的农民自卫军作战也是一战即溃。当时还顶着国民党“左派”头衔的汪精卫在武汉还嘲笑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说：“你们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的一个团。”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组织南昌起义时便集中了中国共产党能掌握的两万余人的正规军队。极善于总结经验的毛泽东也认识到这一点。秋收起义前，他在湖南省委研究发动起义的长沙沈家大屋会议上，就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动起来起义即可成功的论调，强调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做骨干，否则起义难免要失败。(www.xing528.com)
组成秋收起义武装队伍核心的，正是那支被称为国府警卫团的2000余人的正规军。在起义受挫、参战的几千工农武装大都失散的情况下，毛泽东正是率领这个团剩余的700人队伍作为基本骨干，走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他的建军生涯。此后，除了古田会议前的短时间内他被迫离开红四军，以及在中央苏区他一度被解除红军领导权只管政府工作外，他的一生都和军队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农村建军，首先要解决军队的领导问题。旧式农民武装是靠首领的个人威信来领导，旧军阀军队也搞“兵归将有”，以长官为核心。
这样的队伍，首领一声令下就可以拉走部队。南昌起义后仅五天，第十师师长蔡廷锴怀有异心，一声令下就把5000人的一个师拉走投奔了南京政府（1949年蔡廷锴又作为民主人士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府）。那些“山大王”率领的旧式农民武装，也是意气相投就来，意向不合便反戈。
这样的武装，都是靠金钱薪饷凝聚，或者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目标来拉队伍，一旦发不出饷或生活太苦就会有大批逃亡或出现整体散伙。
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又决定了一切旧军队都是等级森严，就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也要像梁山泊山寨那样好汉排座次。如太平天国成军后不久，名义上人人称“兄弟”，然而其诸王特权威福之盛已不亚于清王朝。当时在国民党军中，士兵待遇很差，军官则是高高在上，官兵关系仍基本承袭军阀部队的传统，士兵军饷动辄被克扣，军装简陋且多着草鞋，官长则是“五皮主义”即皮靴、皮武装带、皮包、皮枪套、皮马鞭，官兵外观便有天壤之别。
秋收起义的主力武昌国民警卫团，虽然是共产党人建立，兵役制度和部队规章还沿用国民革命军的旧方式。秋收起义后连打败仗，部队又发不出饷，一些旧军官和抱着“当兵吃粮”观念入伍的士兵自然会开小差。一些外表保持着“五皮主义”的军官面对逃跑只是搞打人、骂人，更招致士兵不满。向井冈山进军走了不过10天，逃跑的人就有一大半。
1927年9月末，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随之匆匆奔向井冈山。这次改编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却体现的两项基本原则——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主义，从此却成为两项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以后人民军队建设中日益完善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这两方面内容的延续和发展。那个位于江西宁冈县境内偏僻的三湾村，就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不朽的英名。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定了党管军队而不是长官个人领导军队。党委决定部队的一切，所有的“长”都要执行党委的指示。当时黄埔二期生余洒度是秋收起义时的师长，算是军事上的最高领导，黄埔三期的苏先骏原为团长也是重要人物，然而他们反对上井冈山的错误主张就被党委否定，想拉走部队也办不到，不久便以“向中央汇报”为名只身离队，后因对革命悲观又都当了叛徒。不过这些军事叛变拉不走部队，甚至带不走一兵一卒。
若看一下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部队大都是兵随将走，一个将领倒戈通常即可拉走整个部队；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史上，凡是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制度的部队，就绝无此种现象。例如张国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统辖部队时可以指挥为数几万人的整个红四方面军。当他一旦丢下共产党的旗号公开投向国民党时，却只落得孤身一人狼狈逃走。张国焘叛变时蒋介石曾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要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拉拢策反。可是到头来费尽力气也拉不出一连、一排、一班，毫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出来。
几十年后，三湾改编时任连党代表罗荣桓已成长为共和国元帅，他在回忆录中曾总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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