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革命的“山大王”，彰显率身垂范的统帅魅力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历史潮流中随波逐浪者，只是常人之举；敢于反潮流超出常规者，方成伟人之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全党都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独特超众之处，正在于提出了“上山”这一主张，随即又以率军上井冈的实践，向全党开创并展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决定“分共”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然而这时共产党人的目光，还普遍瞄准着城市，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在这种“城市中心论”指导下，以土地革命为旗帜发动农民暴动只是作为直接夺取城市的一种辅助手段。
南昌起义的目标是夺取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也是“取浏阳直攻长沙”，广州起义更是以直接占领广州为目标。
即使在那个中国最早建立了农村红色政权的广东海陆丰，共产党人斗争的目标也指向县城。刚刚占领了县城，就把只有小操场那么大的一片镇中平地命名为“红场”，俨然是克里姆林宫前阅兵者的气概。
后来者无法苛求那时的共产党人，因为历史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认识水平，这一阶段在党内普遍信奉的武装斗争模式，只是共产国际确定、马列“本本”上载明、俄国人已经作出先例的城市暴动道路。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独树一帜的却是毛泽东，他在1927年8月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却提出，暴动如果不顺利，可以“上山学匪”，同“山大王”交朋友。
有了这一点，才有了秋收暴动后上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础。
1927年秋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当时是唯一亲身在农村根据地从事军队建设工作的人。隐蔽在上海租界洋房内的中共中央不仅未支持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反而因秋收起义的失败撤销了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位。
当时领导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他与毛泽东私交不错，在“八七会议”上建议这位“润之兄”到上海帮助他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却受到婉拒。看到毛泽东不攻长沙的指示而把队伍拉上了山，瞿秋白与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代表罗明那兹（苏联的共青团干部）都认为这是违抗中央的指示，不仅没有鼓励走这一道路，反而给予了毛泽东党内处分。
当年党中央指示下达到偏远地区，要靠交通员传达，为防止被捕往往不能带文字材料而只能口头传达，如果几经“接力”就容易出现误差。中共中央的这一处分传达到井冈山时，一度误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在1928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间一时成了“党外人士”。
党籍都没有了，自然不能再当领导井冈山斗争的前委书记。不过当地党组织成员都感到离不开毛泽东，两位加入革命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诚心服从的也是“毛委员”，于是大家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让毛泽东担任“师长”，管辖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那一个团，再加山上王、袁部改编而成的一个团。
令后人敬佩的是，逆境中的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在山上坚持，显示出率身垂范的统帅魅力。
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需要有带动部属和影响全军的魅力。他个人的作风，往往也会成为整个军队的风尚。古代有识身就强调统兵者的“正身”问题，如《论语》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原则，是向官兵注入革命的思想。要达到这一点，同样需要领导者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表率作用。如果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空口宣传，要别人冲锋陷阵，必然被士兵讥讽为“卖狗皮膏药”，即使言辞再动人，这样的政治工作也会无济于事。
毛泽东从他投身于建军工作之初起，就率身垂范，同他的战友们一起树立了良好风尚，带动了整个革命军队，随后也长久地影响了全中国。(www.xing528.com)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时已是10月，干部战士都身着单衣，为解决棉衣他又率部下山游击。由于地形和敌情不明，部队到了遂川大汾镇后突遭地方反动民团袭击，在仓促撤退时部队出现混乱，许多人跑散。随毛泽东撤到黄坳的官兵只剩下三十多人，伙食担子又跑丢，大家又饿又累，散坐四处。一时人心涣散，部队面临解体之危。
值此存亡危急关头，这位被干部战士瞩目的“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首先站起，一反平时文人的举止，以他十几年前当兵时学过立正姿势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地大喊：“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情绪低落的战士们一见带头人如此，也鼓起劲头站队，向毛泽东高大的身躯看齐。这一小队人集合成严整的队伍后，不久又汇集起大队人马，并重新振作起指战员的精神。这种“站第一名”排头兵的行动，在军心动摇的紧要关头，避免了部队瓦解并激励起官兵继续奋斗，确是何等的可贵！
毛泽东能够率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重要原因又在于他的感情与普遍出身于农村的普通的下级干部、战士相通，最知道他们的需求和理解能力，所以能够将这些革命的理论通俗化，灌输到那些大字不识多少、刚刚投身于革命军队的贫苦农民的头脑里。
据开国上将萧克回忆，当湘南起义队伍刚刚到达井冈山下，毛泽东就亲自向队伍讲话，由于这次讲话既通俗易懂，又道理深刻，当时率领宜章农军的萧克很多年后还对此回忆道：“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下，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开头便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的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罢。”[5]
这个简明的“二、三、四”的道理就是：
“二”，是指两种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不断地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
“四”是说，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按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如此言简意赅的概括和通俗讲解，胜过当时党内许多脱离群众的鼓动家们所书写的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的“八股文”式的说教，对多数是“泥腿杆子”出身的红军官兵，这种教育作用也远远胜过那些译自苏联的厚厚的政治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宣传群众和激励指战员的才能，堪称是统帅和政治鼓动家相结合的最好榜样。一向对毛泽东深为不满的那位共产国际派来洋顾问李德，在其晚年那篇题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中曾竭力攻击毛泽东，同时却也承认毛泽东影响官兵和广大群众的过人之才，并描绘说：
“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毛不仅在私人谈话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6]
正是这种令中国农民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士兵倾倒的魅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所选择的统帅，是“农家子”出身又有深厚中国文化功底的毛泽东，而不是长自高门又食洋不化的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的身上，形成一种几十年持续不衰的罕见的号召力。
在世界战争史上，一个统帅的自身表率作用往往对下属产生着最大的影响力。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行军艰难时，只许伤病兵骑马，而自己带头步行。这为时短暂的一次行动，使千千万万法国老兵和国民感怀不忘，在拿破仑去世后甚至超过了对其武功的颂扬。中国革命战争时间之长和斗争之艰苦远非拿破仑战争可比，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本人一直在战场上、在生活上率身垂范。他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饮食上的最高享受也不过是偶尔一顿红烧肉，在衣着上长期与普通干部保持一致，其榜样作用在世界近现代战史上确无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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