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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王:农村发展,致力农民福祉

时间:2023-12-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湖南农王”注重农民,立足山乡建军扩兵1933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苏区闽西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早注重发动农民的人。当年人称彭湃是“广东农王”,毛泽东则是“湖南农王”。农运蓬勃兴起后,社会上一切守旧势力都极度仇视和谩骂农民运动,称其为“痞子运动”。叶德辉随之被他所激怒的湖南农民协会逮捕,旋即受公审处决。

湖南农王:农村发展,致力农民福祉

“湖南农王”注重农民,立足山乡建军扩兵

1933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苏区闽西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早注重发动农民的人。当年人称彭湃是“广东农王”,毛泽东则是“湖南农王”。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大起义时,南昌起义的目标是南下广州,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广州起义也是要夺取这座南国大都会作为革命首都。结果,夺取城市的目标都碰了壁,而毛泽东这时在全党内率先把剩余部队拉向农村,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也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建军道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也主要依靠工人先夺取城市。可是,中国当时有4亿多人口,产业工人数量只不过200多万人。国内9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中绝大多数的人是贫苦农民。毛泽东正是从这一中国特色出发,把革命和建军的重心都转到农村,上井冈山便是开端。

毛泽东的选择,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过去旧中国的农村还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之中,然而在1927年以后却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是因为在大革命时期就能唤起民众,特别是经过轰轰烈烈的农运所动员和影响的广大贫苦乡民。查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图,人们就不难发现,早期的武装暴动和随之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大都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东南几省,其原因正在于此。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至国民党逃离大陆,几千年来一直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占国民绝大多数的“载舟之水”——农民,虽然在封建重压下平时被剥夺了发言权,可是他们的动向却决定着王朝的覆亡和天下的兴衰。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只有两个时期,当奴才的时期和当奴才而不可得的时期,这对旧式农民最为贴切。平时他们受尽压榨尚可苟活时,就只是“沉默的多数”,一旦上逢昏政,下遇凶年,就会“弱者辗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农民起义的风暴便要改朝换代

在古代,这种危机的成熟和社会大动荡的轮回往往上百年或几百年一次;进入近代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外来的商品和鸦片打乱了旧的生产结构,民国年间的战乱和横征暴敛又日甚一日,农户破产,饥民盈野,已造成危机无日无之,形成了干柴遍地、只待火种的情形。1927年“分共”后的国民党与旧军阀和各地豪绅同流合污,中国农民对过去喊过“扶助农工”、许诺过“减租”的国民政府彻底失望,这就给国民党的统治准备了为数众多的“掘墓人”。

有了“掘墓人”这个条件,却远远不等于革命就能够成功,发动农民有其独特的艺术。中国旧式农民因苛政猛于虎,揭竿奋起造反,自古常有。近代因官逼民反而“落草为寇”的山大王,为数则更多。可是作为现代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先进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其领导者,要诱发起他们的革命性并克服其落后性,引导其走正确的道路却绝非易事。

以井冈山为例,在毛泽东上山之前,当地部分农民因官绅压迫所拥戴的造反领导者,就是当时还具有“土匪”头衔的王佐,其组织形式还是摆香案、拜把子、喝血酒之类。这类旧式农民武装在古代也许尚有推翻旧王朝的希望(纵如此也只能重蹈封建政权的老路),在近代却不可能成就任何大气候。

对于这些代表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却又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旧世界的革命性的农民,陈独秀等满身书斋气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是以“叶公好龙”的态度不愿接近和深入,而熟悉农村情况的彭湃、毛泽东等却以满腔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去进行当时党内多数人还不愿做的工作。北伐开始后,在同样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取得革命成功的斯大林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于是,在国民党尚表示“容共”并公开宣布“扶助农工”政策的情况下,一批独具慧眼的共产党人就以合法的身份将农民运动在粤、桂、湘、鄂、赣等几个省内发动起来,从1926年秋至1927年春几个月内,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村革命高潮。

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当时就曾众议纷纭。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谈论纠“左”时,对当年一些需要矫枉的“过火”行为及其对后来的影响,许多人也感慨至深。其实,对于革命初期的一些幼稚行为,正如成年人不能嘲笑自己孩提时尿床一样,应该加以正确理解。在中国长期死水一潭的封闭状态下,一旦打开农民仇恨洪水的闸门,出现口号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打击面过宽现象就不足为奇。此外,“勇敢分子”往往最先起来造反,也会出现“地痞流氓,革命先锋”的情景。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早版本中所提到的农运积极分子们,便说过很多人是“过去打尖的、踏烂皮鞋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刊登于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解放后为了作正面形象宣传,1951年经作者修改,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正式发表的文字,删去了最早版本中的这些话。

农运蓬勃兴起后,社会上一切守旧势力都极度仇视和谩骂农民运动,称其为“痞子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以反对维新和顽固守旧称著,又是湖南名儒和金石古文字学家的叶德辉,曾给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送去这样一副对联:

农运久长,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

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全是畜生。

横批则为“斌卡尖傀”,即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之意。

叶德辉随之被他所激怒的湖南农民协会逮捕,旋即受公审处决。杀掉叶氏时,毛泽东正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后他从社会影响等斗争策略角度出发,以及出于读书人对学问家的一些特有的顾念,对此曾认为是失策并表示惋惜。然而,与站在群众运动之上和之外指手画脚的陈独秀等人不同,毛泽东从整个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对农民的感情出发,高呼这一运动“好得很”!后来毛泽东还说:“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4]确实,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主流来看,无论当时的农运在政策策略水平上存在多少问题,但是其大方向和伟大功绩无疑是应该大书特书的。(www.xing528.com)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大旗下,过去长期受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后一条是对妇女而言)欺压、愚弄、麻醉的千百万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夫,此时终于明白了他们应该享有人的尊严、地位和民主权利(这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人权”),他们耕种而地主享受成果的田地应归自己所有。同时,他们又用粗黑的手,把象征侮辱的高帽子加在过去侮辱他们的土豪劣绅头上,将其游街,到豪绅家的小姐、少奶奶床上打滚。于是过去似铁板一块僵死的农村,由共产党启发农民觉悟,发展到农民和地主公开形成阶级对立,又迅速进入到对土地、政治权力提出要求的社会革命,而且其势如急风暴雨。正像西方人所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一旦偷尝了禁果,就再也不可自抑人的本性一样。这时代表着一个苦难阶级的千百万人突然猛醒,朝着解放的道路奔跑,确实什么力量都不可阻挡。

从1926年夏天北伐军进入湖南,国共合作的大形势下农民运动获得了合法地位,在短短几个月内,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00万人。由于当时一家往往有一个人作为代表入会,因此农民协会控制的民众达到1000万人,接近当时全省农村人口的一半。

湖北农民协会有了将近100万会员,江西、广东、广西乃至河南的农民协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复仇和重新分配财产、土地的要求(事实上当时还只是提出要求而未真正进行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使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湖广大农村很快出现了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局面。

在旧中国的军队中,一个连长的月收入也在上百块大洋,而当年一亩肥田的售价不过几十块大洋。如果当几年连长,薪金加上搜刮,积蓄几千块大洋而变成有地上百亩的地主是不成问题的。何况,当年中国有钱人很少有工商业的投资渠道,有钱买地当地主是主要置产方式。这样,“军官等于地主”,成了中国农村和旧军队的一个规律。

蒋介石黄埔军、李宗仁的广西军、李济深的粤军、唐生智等人指挥的湘军等部队,虽然都打出“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其军官绝大多数都把家庭变成了地主。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后,这些军队的军官大都立即要求“清共”,过去的合作就会变成镇压和屠杀。

那些被戴了高帽子游街,被抄家或“杀猪出谷”的老太爷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组织其掌握的地方武装挨户团,动员了其正在北伐军中当军官的儿子们,在国民党“分共清党”的旗帜下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扑过来,一时无数农运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多数农民刚刚获得的一点权益也全被夺回。那些尚存的农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们,此时到了非鱼死即网破,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即如同毛泽东后来一度最欣赏的平剧《逼上梁山》的情景一样。

从哲学上讲,这是以激化矛盾来彻底解决矛盾,首先破坏原有矛盾存在的基础,迫使矛盾激烈冲突以达到新的重新组合,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这种动员群众、激化矛盾并引导其走上变革之路的状况,即是革命家的作用所在。毛泽东等人所发动领导的农民运动,又成为中国大地上促成这种社会变革的最为有力的杠杆

在农村矛盾激化到白热点,遍地是土豪劣绅反扑的血雨腥风,又处处是农民积愤待发之时,“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起义时机就终于来临。

大革命失败之时,在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过农民运动的北方省份(当时只陕西除外),便难以组织农民暴动和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在有过农运基础的许多地区,共产党人登高振臂一呼,不少地区便能发动暴动。

“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在这样的口号声中,就出现了毛泽东《西江月·秋收暴动》诗词中描绘的场景: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些暴动出身的农民,如同《水浒传》中交了“头名状”、取了“生辰纲”的梁山好汉一样,已经与官府和土豪结下了血海深仇,再无退路,又加上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因而在后来异常艰苦和漫长的征途中能坚持战斗到底。根据这一经验,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又一直是以农民渴求得到的土地和发动对地主的斗争,来动员贫苦的乡村群众,从而为人民军队提供了最广大的取之不尽的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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