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的是旧式军队遗产，雇人当兵根本行不通
1921年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讨论最早的党纲时，还只是手无寸铁地泛论如何夺取天下。能深刻地认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2]，是对这一教训的深刻总结。
懂得军队的重要性不易，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更难而又难。当国民党反共屠杀之时，中国共产党绝不愿束手待毙，便利用原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起来的一点军队，加上临时动员起来的工农武装，奋起进行暴动。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军的开端，可惜这三大暴动都很快失败，每次暴动只留下千余人上下的部队，不过却成为后来建立红军的宝贵种子。
建军初期最大的难题，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学的还是旧军阀部队的雇佣传统。基层军官、士兵大多是靠高于社会一般人的薪饷雇佣而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并不很清楚。这样的军队遇到残酷的战斗考验，遇到强大的敌人，大多数人就会经不起考验，就会逃跑、开小差。
南昌暴动集中了中共能掌握的绝大部分军队，其中以第二十四师叶挺部、第二十五师周士第部为骨干，加上原由绿林武装改编、这时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贺龙部第二十军发动。以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师当时勉强附和，南下几天后即叛逃，并以“给资遣散”的方式驱逐了部队中的共产党，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十九路军。起义刚几天就跑掉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这在当时让周恩来为首的起义领导人痛心不已，大家都抱怨，事先没有及时撤换这个师的领导，没有改造部队。
当时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人只有29岁，还是青年革命家，对如何建军还没有经验，只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摸索经验。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自1924年秋创建铁甲车队至大革命失败，这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部分军队。例如叶挺部队，行动听共产党的命令，军官大多数是党派去的干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部队不但在番号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军队中的募兵、管理、教育等许多制度，仍没有冲破旧式军队的规范。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叶挺部队的士兵是怎样来的呢？在大革命时期这些兵基本上都是花钱雇来，一个月挣八块左右银元，按当时物价寄回家可养四五口人。共产党领导的叶挺部队又从不克扣军饷，能保证足额发饷，士兵感觉远比其他部队好。
大革命时期，叶挺部队的士兵大都系雇佣而来的破产农民，虽然进行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教育，但是他们多数人感受不到战争与自身解放有什么密切关系，“当兵吃粮，领饷养家”这种旧式雇佣军队的基本传统制度，仍留存在这支受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之中。叶挺部队中的军官虽然大部分是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却也有不少人继承了旧军阀部队的军官习气，以当官挣钱为主要目标。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顺境中，天天锣鼓欢呼，薪饷供应无虑，部队当然能始终保持“铁军”的高昂士气。一旦严酷的逆境出现，部队的状况立即就急转直下。
南昌起义后，部队在酷暑中南下，既无法发饷寄回养家，士兵和当地老百姓又不了解这支部队打仗的目的，结果立即出现了党内报告中所述的如下情况：
“八月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报告最终的结论是：“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
此时军队中的政治部门并非没有作宣传，只是所讲的“革命”只是空洞地讲打倒新军阀，这同士兵眼前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想，到哪支军队中不是当兵吃粮吗？
两万人的南昌起义部队，走到广东潮汕地区只剩1.1万人，又采取同强敌硬打硬拼的办法，结果大部分人伤亡和被打散。作为叶挺独立团老底子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辗转奔向湘南，2500人的队伍在行军中不断有人开小差，拉到粤北只剩800人。(www.xing528.com)
幸亏朱德、陈毅对这支剩下的队伍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改造，后来又上了井冈山。这个团便成为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八团，团长先后为王尔琢、林彪。
南昌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骨干——国府警卫团，也是由“铁军”中派骨干建立起来的一个正规团，起义之后遇到挫折，马上出现了南昌起义部队同样的问题。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对此曾回顾说：
“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3]
在这次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所率的部队中不仅普通的战士和下级干部大批逃跑开小差，留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师长余洒度也悲观离队，以后又投靠了国民党。从文家市出发时部队有1700余人，经10天行军到达井冈山下，全团部队所余只有700多人。
刚上井冈山不久，新任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这三名主要团领导又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得到报告在紧急关头追回部队，并处决了这三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断送掉。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部队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根据旧式雇佣军队的传统和制度，维持军队“官靠薪，兵靠饷”，而且兵为将有。一旦形势恶化，薪饷不济，旧式军队马上就会哗变、溃散，或受他人收编。军队将领在政治上一转向，与将领和各级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队也跟随而去。这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规律。军队的雇佣性质不变，就跳不出这一规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党内有些领导人一时还不能找出摆脱雇佣军队旧习惯的方式，甚至想用当兵轮换制或高于国民党军的薪水来吸引人参加红军。
1927年11月，海陆丰起义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广东农王”彭湃领导下编练工农革命军的方式，仍是以薪饷招募志愿兵，规定“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事后证明，由于当地党组织没有多少钱，根本雇不到多少人当兵，结果在当地并没有建立起有规模的部队。
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为了迅速建立和扩大红军，广州苏维埃政府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
广州起义雕塑。
这种纲领，实际上还是沿用了以雇佣军队吸引士兵的旧方式，而且想使红军的薪饷比旧军队更多（当时旧军队士兵的月饷一般是五元至十元），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中共广东省委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一定要迅速拨款，保证把第一笔钱发下去，才能有参军的吸引力。
可是，广州起义第一天虽然占领了全城，国民党军马上反扑，听到城边隆隆的炮声愈来愈激烈，想当兵挣钱的人也不愿在此时出头，结果起义主力只能靠原来一个教导团，并没有能迅速扩大红军。战斗到第三天，剩余千余部队只好撤出城，奔向海陆丰与当地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到了海陆丰后，红军在敌人的进剿下被迫到穷困的山乡，只给每人勉强发了一块银元当零用钱。由于根本没有每月“二十元现洋”来募兵，愿意投奔“招军旗”的“吃粮人”也不肯在这样危险和困苦的环境中受雇，再加上其他政策错误，部队原有的老骨干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二三百人，不得不离开海陆丰根据地分散转移到其他地区。事实证明，靠招募雇佣兵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行不通。
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军呢？在多数暴动都失败的情况下，毛泽东找到一个方式，那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土地革命，依靠贫苦农民，建立一支不发饷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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