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并载入党的“一大”党章。不过究竟怎样搞暴力革命，是先建立军队还是先发动工农暴动，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很清楚。
回溯中共的武装斗争史，组织工农武装比组织军队还早一些，1924年夏天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市郊就建立起有3000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同年秋天镇压商团叛乱时又建立起第一支武装的工人队伍——工团军。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生协助镇压了广州商团暴动。
1925年夏天广东组织省港大罢工时，共产党人也组织工人建立了武装纠察队。罢工领导人邓中夏还自豪地宣布：陆上站岗的纠察队等于陆军，水上乘艇巡逻的纠察队等于海军。
1926年夏天北伐战争开始后，南方的工农武装更是蓬勃发展。仅湖南一省，有组织的农军就达10万之众。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的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是装备了武器的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力量，总数也有上万人。
不过这些工农武装毕竟不是军队，按后来的标准只能算是“民兵”性质。这些工农武装，组织很松散，大都是白天集中，晚上回家，有多少人都缺乏准确统计，遇紧急情况很难应战。
1927年中共在上海曾组织起80万工人罢工，建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有3000人，2700支枪，可是他们缺乏基本的战斗经验和训练。4月12日早晨国民党军发动政变进入工人各武装据点时，便轻易地将他们缴了械。
长沙的工人纠察队直至1927年5月国民党军阀发动“马日事变”前，晚间在部队只留少数人值班，把枪锁起来，遇到敌人一个夜袭只有零星抵抗就全被解决。
至于当时的农民武装虽多，武器和战斗力却更差。湖南农军虽说有10万人，只有3000支枪，还分散在几十个县，只能对地主的民团形成些威慑。湖南反动派发动“马日事变”时兵力不过4个团，湖南的10万农军却在旬日内星离云散，党内所谓“十万农军围攻长沙”之说，只是纸上谈兵之论。
注意工农武装却不太注意军队，这其实也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并未建立自己的军队，靠着起义的工人，以及同情革命的士兵支持，就一举以暴动夺取了政权，建军则是有了政权之后的事。苏联的国家诞生日是1917年11月7日，苏联红军的建军日却是1918年2月23日，比建国还晚3个多月。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希望中国革命能照此办理，1926年夏季以后的党内文件、瞿秋白等人的文章，都论述了将来工农武装暴动的问题，对于如何建设军队却极少论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主要着眼于农民运动，并未着手研究军队建设问题。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只是强调了“建立农民武装”，并大力讴歌了梭镖的作用，正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认识水平。大革命失败的实践说明，在这一问题上俄国人的路是走不通的。拥有大量军队的国民党一旦反共，当时的工农武装大都迅速瓦解。即使是举行暴动的工农武装，在战斗能力方面的表现也极其有限。
广州起义作战中，武装工人勇则勇矣，却基本不懂战斗常识，在街心无隐蔽地作战，后面的人射击还常常击中前面的人，一经敌正规军攻击就立遭失败。平江曾有号称“二十万农民扑城”的暴动，结果经不起敌一个团正规军的反扑。在这一紧急关头，能够作为武装暴动骨干力量并保存下来的，主要还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仅有的那一点军队。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这些严酷的事实证明，进入近代热兵器战争之后，在中国如没有正规军作骨干，只靠临时组织的工农武装，根本无法战胜拥有强大正规军的反动统治者。
从军事角度而论，单纯的民众武装难以同正规军对抗，又在于近代中国军事制度方面所独具的特色。
在西方国家，包括旧俄国在内，近代已经实行了普遍的兵役制，一般男性公民均有服役义务，也受过军事训练。聂荣臻20年代在德国看到游行的工人队伍后，曾感慨不已，因为德国的工人多服过兵役，游行时队伍也严整，如配发武器则立即可成军队。
那些国家发生工人起义，起义的人大都有军事知识，许多人原来就是军人，等于是军人对抗军人，精神状态和士气就能决胜负。中国的民众起义，却是老百姓对职业军人，战斗能力差距实在太大。(www.xing528.com)
近代中国的军人为雇佣制，是极少数“当兵吃粮”的人涉足的特殊职业，社会上其他人与近代军事技术和训练无缘。因此，中国一般的城市工人很缺乏军事知识，中国农民虽然能作为良好士兵的可训之材，然而因其生活和生产方式更为散漫，仓促成军难有战斗力。
中国特定的国情证明，共产党打天下要靠工农群众支援，作战主力却只能是正规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是最早创建正规军队的人。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毕业，蒋介石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安排中共广东区委以周士第等刚刚毕业的第一期共产党员黄埔生为骨干，在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可以说，双方建军几乎是同时迈步，只是中共方面力量小得多。
周恩来领导广东区委建立的这支“铁甲车队”，建队时官兵不过120人，也没有铁甲车而装备步枪等轻武器（由苏联提供武器和经费），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部队成立后即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行动，参加了打击地主海匪武装、封锁香港等战斗，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工农子弟兵的本色。
1925年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正规军队。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负责人又派出一批共产党员黄埔生到团内担任军官，再按旧军队的雇佣法招募士兵，以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叶挺为团长，于广东肇庆成立了第四军第三十四团，翌年改称第四军独立团。
这个团在历史上被称为“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的部队，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
从当时的形势看，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这一个团的兵力仍是远远不够的，未能多建，主要是经费不够。苏联给了国民党军队那么多金钱和武器，如果共产国际能多拨一点经费给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其他一些部队中也可以建立这种“独立”的部队。可惜的是，那时莫斯科的领导人重视的是国民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等也未看到抓武装的极度重要性。与自己父亲陈独秀一向见解不同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费了很大力气，与周恩来多方奔走筹划，才建立起一个团的军队。叶挺当了团长之后，为组建和训练这支部队煞费心血。虽然中共广东区委给了钱，武器还要靠自己去筹。经多方交涉，领到了1000余支旧式的粤造仿德79毫米毛瑟枪以及2挺重机枪，这就是独立团起家的武器。在广东各军中相比，这样的装备实在是比较差的。为了用这些武器打胜仗，叶挺天天督促训练，并以身示范。不过当时部队练的都是正规战术，还是按保定军校及其沿用的日本《步兵操典》的那套方法，其中特别突出了正面冲击和白刃格斗。当时交战各方火力都不强，尤其是北洋军阀的部队腐败无能，在正规战中采取这种方式，还是能经常压倒数量略占优势之敌。当然，在后来面对强大之敌或打游击战时，这套战法就不适用。
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在战功最为卓著的第四军中又以战斗力最强著称。北伐攻克武昌后，第四军获得刻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迩遐”等字样的铁盾，被人们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即是铁军中的骄傲。
直至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新四军，仍然以叶挺独立团的后继而自许。“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宵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新四军军歌》的头几句，恰恰道出了共产党人“铁军”的光荣历史。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后期扩编为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其中第七十四团是国民党拨给的）和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共六个团。当时如果不是受右倾思想影响，还可以再扩充一些，不过这种一分为六，也算有不小的成绩。此外，当时武昌中央军校学生（即黄埔第六期武昌分校生）多数受共产党影响，被称为“赤子赤孙”。武昌国民政府“分共”后，军阀张发奎还想利用这批军校生，将武昌中央军校第六期剩余的学生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样，由叶挺独立团扩充而成的六个团，加上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为数七个团、总共1万多人的兵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时拥有的基本武装。
1927年下半年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暴动时，骨干力量正是这七个团的正规军。
南昌起义的骨干是叶挺部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的五个团（第七十四团因系国民党拨来拉不动），再加上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贺龙部第二十军（贺龙在南昌起义后入党）。
秋收起义的骨干是叶挺独立团的分支武昌国府警卫团。
广州起义的骨干是武昌中央军校学生编成的教导团。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百次暴动的失败证明，在中国打仗，必须靠真正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广大的工农武装才能起有力的配合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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