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变私人武装，革命黄埔校长成敌手

黄埔军变成蒋介石私人武装，2000名革命黄埔生成了校长的敌人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歌声中，中共各地组织先后选派了大批青年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自1924年5月广州以东黄埔岛上的军校开办，至1927年春夏国共彻底决裂，黄埔军校及其各地的分校共培养出1万多名学生。

这些学生，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建立嫡系中央军的起家班底。可是在这六期黄埔生之中，却也有2000余名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共产党武装的参加者，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

1924年黄埔军校开办时，蒋介石受孙中山信任被任命为校长。这时的他还是一个跑到广东闯地盘的“下江佬”，身边除了几个马弁没有一兵一卒。

蒋介石上过保定军校，后留学日本上过士官学校预校振武学校。1911年回国后便投靠上海青帮头子兼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搞暗杀一类活动，后来跟随孙中山当过幕僚，又被派到粤军部队当过参谋长一类职务。他当年没有独立指挥过战斗，却精于权谋，尤其擅长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

李宗仁等国民党要人评价蒋介石，说他不懂战术，因为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这样的基层指挥官。后来蒋介石在打仗时经常瞎指挥，这与他的履历大有关系。不过周恩来也认为，同战术相比，蒋介石的长处在于高层战略谋略方面。

蒋介石起初不愿当黄埔军校的校长，一度辞职跑回上海。不过后来他看到可以利用军校培养私人的班底，于是便在开学前回到学校，大力施展拉拢不同对象的手腕。

作为一个跑到广东闯地盘的有野心的浙江人，蒋介石在校长任上关键抓两件事——人权、财权。

有了人权，蒋介石就可以任命亲信建立私人班底。有了财权，就可以收买。“端谁的碗，服谁的管”是近代中国旧军队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的准则，蒋介石承袭曾国藩建立私家湘军的传统，在依靠同乡、亲友的同时，又把师生关系建立在个人恩惠的基础上。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内很忙，教学工作他不大注意，而是着重找人谈话，搞拉拢与收买。

对黄埔前三期学生，特别是对第一期学生，蒋介石都逐个进行过单独特殊性对话，并根据不同对象，先了解政治倾向，结束谈话之前，又必然会满面和善地问“家里有什么困难”。

黄埔军校时的蒋介石。

那时的共产党员所受的是鄙视金钱的教育，一般不会开口要钱。若有贪利的学生诉说家里穷，蒋介石马上会提笔批一笔钱。据当时校内账面统计，蒋介石特支的费用每月数目都相当大。越是向校长要过钱的学生，以后越会得到校长信任和重用。

蒋介石对个别特殊谈话后看中的学生，往往要交代一点额外任务以示信任，若完成得好，还会有一笔特别馈赠。

一般的学校，都是学生向校方交钱。蒋介石却创造校长不断给学生钱的特例。一些不讲政治原则的师生，就此会视校长为衣食父母，从此不问是非而为他个人效忠。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开始以此建立党军。孙中山要求党军招兵应改变过去雇佣的方式，“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召集”。蒋介石却违背了孙中山的要求，不向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农团、工团”招兵，而派人回浙江故乡募兵，使团内士兵都是他的乡亲，军官都是他的学生，一些要员还是他的亲友。

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建军，这恰恰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要诀，也是中国近代军阀部队的传统。蒋介石最推崇《曾胡治兵语录》，他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中央军，所学的正是这一套。

蒋介石建军的起家本钱，就是以黄埔学生为连、排级军官建立的两个教导团，这两个教导团于第二年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他自己担任了军长。后来军队不断扩大，北伐时成了第一集团军，黄埔学生只要追随蒋介石，便可“水涨船高”迅速升官。

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成立，苏联顾问鲍罗庭（前右）在讲话。

北伐军绘画。

1926年北伐开始后黄埔军队迅速扩编，一期毕业生有不少人当上团长。(www.xing528.com)

1928年北伐结束后，蒋介石的军队发展成人数近30万的第一集团军，黄埔一期生不少人当上师长，后几期的也大多当上团长、营长。

待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时，黄埔头几期的学生大都当到军长、师长。

1946年国共内战再度展开时，黄埔一期学生中的胡宗南、杜聿明都当上了西北、东北战略方向的最高司令官。拥有百万大军的中央军成了黄埔毕业生的一统天下。蒋介石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盲目崇拜和服从校长。

蒋介石信任的黄埔生，在军队中即使犯法违纪也能得到包庇。“靠着大树好乘凉，跟上太阳得沾光”。蒋介石凭借这种施私恩、给小惠的收买之术，使一些国民党黄埔生经常说“校长恩重如山”。

模仿曾国藩、袁世凯建立起来的私人军队，在军饷充足时内部凝聚力确实比较强，别人很难加以分化瓦解。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民国年间的军阀队伍中相对就比较稳固，直至1948年以前都没有出现起义部队（此前的起义部队基本都是杂牌军）。不过这种军队属于特权武装，有着两个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同本政权内其他派系军队对立，又同广大民众对立。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中央军一向引来其他派系如桂系、粤系、西北军、晋绥军和东北军的敌意，打起仗来他们就不可能有效协同，甚至相互拆台。中央军生活待遇高，依仗特权欺压民众，同样也遭受人民的敌视，当年社会上经常讽刺其为“赏穿黄马褂”或以“蝗虫”相咒骂。

蒋介石依靠黄埔系统和权谋，建立起了庞大的中央军，却最终造成人心丧尽。

在黄埔前六期即1924年至1927年间，众多有革命理念的黄埔生就对校长搞的那套私人拉拢术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军校内建立起“青年军人联合会”等组织，同“孙文主义学会”这样的反共组织对着干。

解放后成为解放军大将的黄埔一期生陈赓回忆当时左派的缺点说：“不懂得争取群众，孤立对方，只是骂人。”“在汕头蒋介石请我们吃饭时，两家说着说着就用食具打起来。”“胡宗南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可是斗争过后，胡宗南和我照常来往，不伤私交。”

在东征和北伐时，陈赓等人与国民党师生还保持着盟友关系。1925年10月，蒋介石指挥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扩建的第一军东征，首战“铁打的惠州”城，陈赓率先奋力爬梯子登上城头，被城上的子弹打中右脚，当即拔出弹头率全连继续冲杀。此后遇到陈炯明部反扑，蒋介石陷入险境，幸得陈赓相救。此事在黄埔系统乃至国内流传甚广，使陈赓名闻遐迩。

北伐开始后，黄埔军校本校一分为二，半数的教师和系队北迁建立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昌分校。在国内有“青年导师”之誉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担任了政治总教官，主持了武昌分校工作，校内学生大都站到共产党人一边而被称为“赤子赤孙”。1927年4月，蒋介石在长江下游进行反共屠杀，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众多革命教员和学生彻底认清了他的反动面目。武汉的黄埔同学主持召开了盛大的讨蒋大会，他们编出并在社会上传唱歌谣，开头就是：“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

于是，革命的黄埔生同校长彻底决裂，成为中国共产党起义建军的骨干。

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军事骨干之中，以两湖（湖南、湖北）人比例最大，这正是由于当地共产党力量较强，党的领导对军事工作比较重视，距离广州又近，该地区的青年读书人还有尚武传统，当地党组织就能够派较多的人去投考军校。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在当地进行武装斗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共彻底分裂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如星火燎原，在长江两岸蓬勃发展，军中的高级中级指挥员大部分也是黄埔学生。

1930年以后，蒋介石感到在长江以南最让他头疼的是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朱云卿、军团长林彪等人都是黄埔学生，军团政委聂荣臻等人则是黄埔教官。

在长江以北，最让蒋介石头疼的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恰恰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如蔡申熙、陈赓、曾中生等人，同样也是黄埔学生。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的周恩来，更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这位“蒋校长”昔日在校内的许多师生成为其日后最强劲的对手，恰恰是他走上新军阀道路所必然得到的报应。

从黄埔军校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建军道路——蒋介石以私人关系拉拢建军，共产党以政治理想和党的组织原则建军。

日后国民党军队败、解放军赢的结局，在这时便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