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周恩来。
留学法国的周恩来。
深受全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应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者之一。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不过26岁，比校内学生年长不了多少。不过，早期的黄埔生对周恩来长期都执以师长之礼。
在黄埔军校乃至整个中国军界，周恩来可谓是革命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他出身南开学校，在日本和法国都留过学，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在西欧系统受过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周恩来曾特别注意研究过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旅欧时便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了建立革命军队并对其进行政治灌输的重要性，这为后来从事建军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也是书生出身，到黄埔军校前没有当过兵，也没有上过军校去过军队。他到黄埔军校来，主要是做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搞政治宣传起家。
旧中国军队一贯标榜“军人不问政治”，军阀武装尤其主张实行愚兵政策。1924年春天黄埔军校创建时，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建立了政治部，并仿照苏联军队建立党代表制。然而，当时的国民党人并不懂得怎样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政治部的实际工作由副主任、共产党员张申府主持。
张申府青年时的照片。
张申府曾是中共建党的发起者之一，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张申府与周恩来等人在欧洲时的留影，左一张申府，左三周恩来。
这个张申府在中共建党时起过重要作用，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外出时就由他代理主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张申府曾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一次毛泽东抄写卡片，因字迹潦草，就被这个“上司”训斥了一顿。对此事，张申府后来忘记了，毛泽东却一直没忘，在1949年在西柏坡接见民主人士时仍提起过，并以此说明自己当管理员时挣八块大洋真不易。
1921年中共建党前，张申府曾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联络，同年他赴欧洲时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到了德国，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此说来，张申府做过中共三个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上司”。
1923年张申府从西欧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到黄埔军校负责政治部。可是他不熟悉军事，也不大擅长组织和人事工作，便向担任校党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推荐说，有一个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很有才干，可以由他接替自己，可因他是个穷学生，需要寄一笔旅费，廖仲恺马上同意。
不久后，张申府因思想过于浪漫且不愿受纪律束缚，同陈独秀吵架脱离了共产党，后来加入民盟，成为民主人士。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因一时糊涂要求国共停战，反对中共把革命进行到底，结果被民盟开除，全国解放后也只安排一些闲职。不过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以及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在中国革命军队的历史上还是功不可没。
1924年11月，周恩来回国，随即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主持了政治部门的工作，翌年初又担任政治部主任。据当时校内的人回忆，周恩来一讲政治大课，马上在全校师生中获得最高的评价。他有着很好的理论功底，知识面很宽，每次讲演都贯穿着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鲜明的革命立场，口才好且手势有力，一时使全校师生为之倾倒。
黄埔军校时的周恩来。
过去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人邵元冲来讲课时，因语言枯燥被称为“催眠术教官”。一些进步教员讲课观点过于激进，右派学生便在台下故意起哄。唯独周恩来讲课有理有据，态度又很和蔼，所有听众都被吸引并安静听讲记笔记，有的反共骨干分子还在课后提出：“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演，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
周恩来主持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后，马上同只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问政治”的西方军校和国内旧军校划清界限。校内他不仅特别注重政治课，而且还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的政治运动。1925年6月23日，周恩来亲自带领黄埔学生参加广州市各界的反帝大游行，途经沙面租界旁边时遭到外国军队机枪扫射。在弹雨中，周恩来一面沉着组织学生疏散隐蔽，一面命令还击，使黄埔师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经受了锻炼。(www.xing528.com)
周恩来领导政治部期间，除了自己和进步教官在校内进行革命教育外，还经常请工农运动领袖们来校讲课。在共产党内有“广东农民之王”之称的彭湃，就应邀到校讲过如何开展农民工作。尽管彭湃所讲的粤语有许多人听不懂，需要翻译在旁边讲解，不过所说的发动农民的方法还是给许多黄埔生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一些人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时，都记得彭湃讲过的话，“搞农民运动最好生活要农民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理睬的！”
当时在广州主管宣传工作并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曾经应邀到黄埔军校讲过课，重点讲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他以湖南口音所做的讲演，许多革命的黄埔学生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尤其是走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后就倍感这些教诲所具有的远见。
从1924年末至1925年末的一年间，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发展起来的部队由两个团扩充为一个军。周恩来根据苏俄的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坚持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在行军作战时，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要身先士卒，同时还要宣传和发动当地群众支援军队。周恩来在东征潮州、汕头时，还兼任过那里的行政专员。
在1925年的两次东征中，黄埔军所到之处，都看到许多高举红旗的农民前来支援。当时东征能取得胜利，国民党能统一广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在军队中蓬勃开展的政治工作都提供了重要保障。
1925年末第二次东征胜利时，由黄埔生为军官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内有共产党员200多人，差不多都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三个师中，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第三师党代表鲁易都是共产党人。九个团中有七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营、连党代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
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时的合影。
看到这种情况，许多有革命激情的国民党员深感鼓舞，认为是先总理的政策英明，蒋介石的感想却完全相反。这个野心日益膨胀的新军阀对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发展非常恐惧，迫不及待地开始压制共产党的力量。
第一军在潮汕欢庆东征胜利时，蒋介石突然找到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我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条办法是军校内共产党员都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做不到，第二条办法就是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这番话，等于向共产党人摊了牌，即不允许共产党在他的军队中存在。
周恩来主张将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的军队中撤出，另外建立军队，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却不同意这一方案。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调动军队，扣押了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史称为“三二○事变”或“中山舰事变”。随后蒋介石诡称“误会”，虽把看押的人员放出，却不许这些人再回去，周恩来也因此离开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尽管周恩来离开了黄埔，不过他曾以其丰富的知识和人格魅力，教育引导了早期的许多黄埔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国民党右派师生也大都佩服他。第一期中的右派学生骨干胡宗南等人，后来是蒋介石“剿共”的先锋，在抗战时期一见到周恩来还都以“周老师”相称，并说不忘当年的课。
北伐战争开始后，周恩来结束了在中共广东区委内的军事领导工作，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他在黄埔创建革命政治工作的经验，就此在全党范围内得到推广，有力推动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
后来，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又是周恩来。
从1928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周恩来。
1930年周恩来赴苏联期间，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人斯大林很看重他的才干，曾明确表示希望由他担任中共最高领袖，周恩来却坚决推辞。
周恩来后来很坦率地讲过，他不适合当一把手，而适合当助手。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擅长把握大方向的毛泽东成为人民军队的统帅后，精于处理具体事物的周恩来就成为最好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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