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13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秘密汇聚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密探搜捕，他们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上结束了会议，宣告了党的成立。
看看“一大”代表乃至全党50多个党员的履历，只有1个人当过兵，那就是辛亥革命时在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过半年二等兵的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对辛亥革命的回忆是：“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3]。”最后是这位曾经“吃七块二”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共“一大”党章中，就出现了武装斗争的规定，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段话却是共产国际代表所写，到会的人还不了解怎样建军，走什么样的夺取政权之路，包括毛泽东在内。因为那时的毛泽东，理想还是从政，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方式改造中国。
1927年李大钊临牺牲前的遗照。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推举的领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原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毛泽东那一代人都可以说是他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摇篮的北京大学内曾有人写诗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河北人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不过安徽人陈独秀名望和影响更大。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后，在国内便有“青年导师”和“启明星”之誉，引来国内众多有志青年“追星”。正是有这种威望，他在信仰上转变为共产主义后，便能带领国内追随者建立共产党。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曾称赞陈独秀“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
陈独秀
过去有些史书中说陈独秀被推为早期领袖是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可笑，等于说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都幼稚到了贤愚不辨。尽管陈独秀后来有过错，当初却是先进青年敬仰的革命宗师，建党时的最高领导非他莫属。
清末秀才出身又留学过日本的陈独秀，身上一直带有些传统文人气质和自由色彩。他能在国内学界闻名，还在于他参与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王朝，旧文化随之也受到批判，一些有新思想的文人也想改革汉语。当时胡适牵头，提出为现代汉语确定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陈独秀因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能写隶书，旧学有根底而新学造诣又深，于是积极参加了汉语的改革。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确定了逗号、句号、引号、顿号等。后来许多人称，现代中国人使用标点符号，不能忘了陈独秀的功劳。
当时，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此时大多荟萃于北京大学文科，陈独秀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也积极参与其中。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等学生都奉陈独秀、李大钊为导师，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也努力向他们求教。(www.xing528.com)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
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陈独秀思想信仰上转为马克思主义，却还不愿全面接受苏俄式的建党方式。1920年6月，他同苏俄派到中国来协助建党的魏金斯基会谈后，对党名还拿不定主意，一度比较倾向于称“社会党”，这样在中国也显得不太激进。为此，他写信托北京大学的张申府去问李大钊。李大钊的回答却是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
对李大钊的意见，陈独秀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各地建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便以此为名称。在当年，“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词都是从日文当用汉字的词汇中引入的，充满了战斗色彩，在后来成为唤起广大人民的鲜明旗帜。
早年的陈独秀留学日本时，也曾想学习军事。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他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他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因对当时军校中的军国主义教育极为反感，才不学军事而退学，转而投身于文学活动。
可以说，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也学过军事，不过他不注重研究军事，因而不懂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搞军事。
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时，陈独秀本人身在广州没有北上出席，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并在缺席情况下仍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从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
中共“一大”“首次决议推陈独秀任书记”，这位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于1921年9月中旬回到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这时的中央机构十分简单，陈独秀的寓所便是办公处，他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则成了党的宣传机构。
此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仍住在上海，在陈独秀回来后便与之长谈，首先询问中国革命何时能成功。据旁听者到莫斯科时述说，陈独秀声称只需五年，办法是先占四川再组织军队和农民，那里物产丰富，外人不能进，可以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再向外进攻，中国革命便可成功。
从历史的进程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提出建军具体方案，不过此种想法随后被共产国际嘲笑为“乌托邦思想”。事实也证明，陈独秀当时已经重视军事，只是想法太脱离实际，封闭的四川怎么能成为中共最早的根据地呢？怎能占领那里，又怎能在那里建政建军呢？
后来的党史证明，陈独秀作为建党的启蒙者，却不是合格的领导者。他反对封建传统，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遗风旧俗的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陈独秀长期隐居于上海秘密寓所，从不到工运、农运、学运斗争和建军工作第一线，思想逐渐落伍。他的儿子、广东区委陈延年也一再抨击“老头子”的指示严重脱离实际。
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只能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导，引来党内同志群起反对，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对陈独秀的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了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陈独秀却对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联合国际上的托洛茨基派，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路线，并在党内另建“取消派”。面对这种公然分裂党的行为，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不过中央领导人仍一再希望他能回头，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希望他回到党内，可惜未能如愿。
沉溺于书斋中的文人，不可能懂得建军道路，陈独秀就是典型的例证。不过，当时的人谁能想到，真正领导中共建军并建立盖世伟业者，居然就是此前陈独秀教诲过的那个当过大兵、师范毕业，又到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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