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结：旧风景，新人间

乡土气息的灵魂是作家的乡土情结。二战中在我国度过青少年时光的日本作家，对哺育过自己的中国大地怀有浓烈的感情，心里都留有中国文化的深深烙印。这种感情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思乡念旧，而是同他们的心理特质、人生态度、为人处世，特别是恋爱婚姻融为一体，有着一种天然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他们的创作灵感跟这片土地最没有距离感，而且刻骨铭心。他们笔下的中国，字里行间浸透着深厚感情，既抒发了内心深处对白山黑水的往事眷念，也写出了时代特征和旧时我国城市的社会风貌，既熟悉又陌生。这些虽然都成过眼烟云，但点滴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这里不仅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有对现实的思考。那些他们喜欢的、打动了他们的、多年以后仍留在记忆中的红尘旧梦，也许别人觉得很平常，但在他们的文字里，被赋予深邃而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获得了贴切的表现载体，就使作者加大了炽热感情的描写篇幅和力度，再现了一段回归的情谊，在创作上总是倾注自己的满腔热忱与诚挚的爱。在他们笔下，中国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现实场景与历史场景的呼应，成为他们寻找曾经的青春岁月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清冈卓行获芥川文学奖的《洋槐的大连》（1969）和《邯郸的庭院》（1980）就是这样的深藏着作家浓情的作品。大连是清冈卓行笔下屡屡出现的一方文学水土，《洋槐的大连》是他青少年生活和情感的较大规模的创造和再现。洋槐由于与他的青少年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和特殊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怀旧的代名词。他以怀旧和现实相交融的笔调，着意渲染其对诞生之地大连霞光丽日的璀璨、碧波涌荡的舒展和舟倾楫推的诚挚眷恋。洋槐的吐蕊绽放和那里的每一寸风土人情令他的思绪在延伸，剪不断，理还乱，激起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难以平复的心底波澜。这里有对青少年时代美好时光的无限留恋，有主人公对初恋和新婚缠绵悱恻的追梦情结，有从沉睡中唤醒了的心灵春天的记忆，有带着苦楚的沧桑美感。记忆中没有一页失真，营造出一种浪漫纯情的怀旧氛围。

水上勉的《沈阳之月》（1990）以作者年轻时在沈阳做工头的生活经历，从岁月的深处采寻得了不少愉悦和慰藉，不由得泛起对中国工人金子般美丽心灵的一片感激的涟漪，显出他同中国工人终生难解的依恋。尤其在他病中孑然一身，呻吟在陋室之际，中国工人对他关怀备至，犹如天际一轮明月，给他孤独的身影倾泻着生命的亮色。这些凡人小事都被一股浓浓的情笼罩，温馨得令人陶醉，将读者的情感从激越的巅峰引向沈阳古城。文字的张力抵达人性深处的那种复杂暧昧的力量，赋予作品以浓郁而凝重的诗情，寄托着他对故人往事的无限怀念。水上勉通过描绘他记忆中的那块圣地，把中国情结在文字上还原，心境依然在延续着青春时代的梦幻。

父亲因抢救伤寒病人受感染而永眠中国土地的安部公房，在处女作《终途标识》（1948）中，在某种假定的戏剧氛围里，寻找着人类本性中真实的一面。小说里，一名日侨青年T在日本战败前夕的特异环境中想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却阴错阳差地误入对立的两支绿林人马的火并之中，被关进地牢。在那里，他结识了打入绿林队伍的中共党员，在生活的苦涩中结成既宽松又亲密的关系，展示了日侨在祖国战败之际的底层感。(www.xing528.com)

堀田善卫的《时间》（1953）以一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日记的体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它的纪实性把人们引向记忆深处。因为日记体使用了第一人称，小说有着对人物自己内心，对其灵魂更为深入的剖析。在同一作家获芥川文学奖的《汉奸》（1951）中，书中人物与作者的心贴得很近，展现了敌伪时期上海一家小报文艺栏目的中国编辑安德雷的形象，以及国民党接收前后的严酷现实，幻化出上海日本御用文人难以排遣的怅惘和道德上的自我鞭挞，是一幅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交织图。堀田善卫的剧本《命运》（1958）的主人公在侵华战争中曾是一名下士，战后随日本代表团访华。他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通过一个偶然机会同被他遗弃的中国妻女相会，使他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罪行和自己的过错表示了忏悔。二战期间曾因被征入伍和从事新闻工作两次来中国的武田泰淳，以他侨居上海时的生活遭际为蓝本而写的《审判》、《秘密》、《蝮蛇的后裔》（以上均1947）、《风媒花》（1952）等作品，展示了日侨在祖国战败之时生活和感情上的波折。

早在战前即已蜚声文坛的女作家野上弥生子，虽非在华日侨，却倾注二十个春秋的心血，并于1957年亲赴延安实地采访，创作出四卷本长篇小说《迷路》（1936—1956），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具有强大的震撼力。此书主人公菅原因在大学时代参加进步活动而被开除学籍，应征入伍后被驱往侵华战场。他在一次遭遇战中打死一名中国游击队战士，一直生活在心灵的忏悔之中。他同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从事反战活动的大学同学木津，在中国不期而遇，从木津口中获悉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反战同盟。为了改变命运和追逐梦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为日军岗哨发觉，中弹毙命。菅原在历史阵痛中的罪恶与救赎，越过中国大地而进入更广阔、更深刻的领域。女作家将菅原的逃亡之旅写成了他追求光明的必然选择。这是一个在错误时间的正确决定，演绎了比外面的惊险更激荡精彩的传奇。虽然菅原在战争中为法西斯效力，但是心底未曾泯灭的人性和良知把他从悬崖处拉了回来，最终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心灵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