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文学史论：揭示战争与人性

同一流派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没有固定在单一的模式里，表现出深浅不同的层次感和浓淡不一的色彩差异，扩拓了这一流派的作品宽度。文艺评论家服部达指出，第三批新人青春与战争同在，经历了一段兵戈离乱的生活。这一共同的生活往昔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投影。[25]第三批新人的创作基本上是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两个题材层面展开。非日常生活主要是战争，由于第三批新人的参与和见证的力度，格外让人信服和震撼。

战争是重要的文学背景，多种艺术形式不停地演绎着这一经典题材。战争是残酷的，而在战争中人情和人性经受的考验和磨难则显得更加残酷。作品中人物的灵魂在国家利益与战争巨大的压力下或扭曲，或升华，他们的人性也在战争的炼狱中沉浮。已故日本笔会会长远藤周作的《海和毒药》（1957）、《架着双拐的人》和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愉悦》（1950），以及小岛信夫的《步枪》（1952）等，抽离以往军事题材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代之以人文精神审视和反思历史，以强化思考的深度，揭示被官方掩盖和篡改的加害罪行，还原出了真实面貌。这些作品选题和立意表现得很有远见，对今天的文坛依然有着现实价值。

远藤周作获芥川奖的《白人》（1955）的主人公是个德法混血儿，他在德寇入侵巴黎时叛变投敌。为了替盖世太保追捕加入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的法国神学院学生杰克，强奸了知道杰克藏身地点的一位修女。杰克唯恐因救助修女而泄露抵抗组织地址，招致德军围剿，不惜违反天主教禁止自杀的戒律，带着遗憾和悲愤以自尽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命运随着战争的继续有了出人意料的转变。在小说中，战场这个极端残酷的特殊环境，让所有的故事都在死亡的阴影和热血的涌动中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神经。远藤周作以相似的故事原型编出的另外一个短篇小说《海和毒药》，则以深沉凝重的文字，揭发了九州帝国大学在二战期间残忍地用美国俘虏做血淋淋的活体解剖的罪行，不仅有细致的史实叙述，也有深刻的观察与反思，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性畸变及其趋势的揭发。他的《架着双拐的人》是一篇具有很强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短篇小说。主人公加藤在侵华战争中屠杀了一名中国无辜农民，农民的老母那双放射着满腔怒火的眼睛的形象留驻脑海，令他挥之不去，精神的压抑使他得了两腿僵直的怪病，只能靠双拐方能站立。战后，他在治疗时，如果那位姓菅的医生开导他，说那是战争中奉上级之命不得已的行为，也许他会甩掉双拐。然而，性格耿直的医生认为自己不是上帝，无权宽恕这种罪行。或许远藤周作是从所有宗教都想要追求的一个最高境界——“悲悯”来作刻画的，而“悲悯”在以往日本所谓“战争文学”中阙如。就某些作家来说，涉及侵华罪行的题材本来是最易于概括的，但在创作上又是最不易于作自我忏悔和良知上的自我回归；作家在这方面最易于展示而非解释，呈现而非辩护。远藤周作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的语言，少了他一贯的幽默和调侃，显得庄重自然，这与小说本身的思想性追求相一致。

小岛信夫的《步枪》，主人公是二十一岁的二等兵阿慎，他弹无虚发，曾在侵华战争内蒙战场根据班长的命令屠戮了中国女俘虏。他一想起中国女子的愤怒眼神，就痛感残酷的战争将自己变成了杀人机器，陷入失落与痛苦，而这正是日本文学鲜有着墨的。

众所周知，日本与德国不同，缺乏民族自省意识。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指出：“战后德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日本积极推动历史的遗忘。”[26]战后日本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日军在亚洲的战争罪行至今透露出来的仍然是冰山之一角，大多被隔绝在认知之外。上述短篇小说拒绝与战后初期多从被害者视角描写的相关题材作品合唱，抉微钩沉，用可以落实到实处的蛛丝马迹的线索详作心路历程的描绘，烛照长久以来的血腥与罪恶，并且澄清和揭示了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遮蔽的历史。来自二战的故事，总是带着残酷的色彩。这种直面历史的真实，尽管只是点滴描述，却也稍稍慰安一下自己作为时代见证者的作家的心魂，为反战文学的发展开辟新境界。特别是在《海和毒药》中，作者一开篇就描写加油站老板在澡堂厚颜无耻地吹嘘，他在中国“华东那阵，真叫痛快，随便玩女人，谁反抗就把他绑在树上做劈剌术练习的活靶子……在支那不只我一个人这样，那帮家伙任谁最少也杀过一两个人”，还说附近的西服店老板当过宪兵，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过罪行。这种在战后小说中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及令人发指的情节，超越了以往审视这场战争时所难以避免的时代与政治的局限，以出色的实践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示范。(www.xing528.com)

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愉》以私小说的写实风格和意识流相结合的手法，以伤残军人的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角度，描述“我”每次去区公所领取伤残军人抚恤金的经历。那真是如履薄冰。为了给人以病态的印象，领钱的前一天晚上硬撑着不睡，翌晨睁开惺忪的睡眼，不吃早点，爬山中途不作休息，搞得自身身心俱惫。就是这样，在那位浓妆艳抹的十八岁女办事员眼里，“我”依然不是“伤残”。而主管发钱的男职员K则故意打开室内所有的灯光，把“我”领钱的单据拿给身旁的几个人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停。“我”又太在意别人，过分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脸色，面对奚落和刁难自惭形秽。战后初期，在控诉和批判军国主义的社会风潮中，旧军人和从殖民地遣返回国的日侨备受岐视和压抑。而女办事员和K等人的冷遇刁难，透露着有着历史纵深感的时代气息。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安冈章太郎似乎二者得兼，书中的很多情节来源于自己的真实体验，笔下的每个字镌刻着战后新环境带来的心理失衡。在波澜壮阔走向民主化的历史蜕变中裹挟着的种种困惑与痛苦，都同过去那个年代产生了奇特的对应与错位，一种抑郁缠绕着普通士兵晚年的多舛命运。他的《逃亡》（1957）以客观的写实手法，通过日本旧军队对普通士兵的营养失调和流行腹泻等疾病的置若罔闻，以及士兵的坎坷遭际，控诉了法西斯军队的残酷无情。

多少年来，民间传说的“灰姑娘的故事”是无数人幻想中的爱情童话。尽管它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隔遥远，但人们总是愿意把幻想中的美好尽可能地看作真实的故事，使之永恒流传。安冈章太郎的《玻璃鞋》（1951）讲述的是现代东京都市版另类穿着玻璃鞋的“灰姑娘”故事。虽然是一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但在书中二人却无缘结合，只是奇妙的偷情关系。猎枪商店值夜班的职工“我”，给驻日美军军医官格列克中校送猎枪霰弹，同他家日本保姆悦子相识。上校偕夫人去外地旅游，“我”带着内心神秘的冲动与向往同悦子接触，未几偷尝了禁果，直到上校结束假期才被迫各奔东西。在所有的好运中，灰姑娘（作者把悦子比喻为穿着玻璃鞋的灰姑娘）穿上玻璃鞋无疑最具吸引力。他们相爱过程中的思想活动和涉及的生活琐事，不仅是爱情的甜蜜与尴尬，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心存戒惧。以思想敏锐和文风尖锐著称的文学批评家小田切秀雄认为：“以明晰的背景，也许由于作者沒有低估读者的理解力，才刻画了日本青年男女在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迷茫、困惑、爱情受阻的悲哀。”[27]美囯占领军对“我”与悦子爱情的干扰，或多或少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情感，正是当时历史情境某一侧面的反映，也揭示出美囯占领下日本残酷的日常生活心态。

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1954）同上述小说一样主题鲜明，从一个侧面反映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诸多社会问题，把人物和环境的抗争这条主线烘托得恰到好处。日本英语教师集体参观驻日美军子弟学校时，美国校长飞扬跋扈，彻底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厌恶。小岛信夫以强烈的批判意识，描绘了日本教员山田在美囯人面前的厚颜无耻，热情赞颂教师伊佐对不讲民族气节的深恶痛绝，在参观过程中同山田势不两立。二者之间深刻的反差，把主题升华为两种精神力量矛盾的激化，构成了对题材的超越，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第三批新人”中的唯一女作家曾野绫子的《远方的来客》（1954），用第一人称描写十九岁的女主人公波子，于1948年夏在美国占领军的旅馆服务台工作。她因患热伤风去医务室取药，同美国军医上尉迪奥里相识。上尉说要收费，波子则表示日本由于战败命运凄惨，作为战胜国的美国有义务助一臂之力。上尉报以一笑，在波子眼里那是害羞的笑容。从此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上尉问波子是否也像其他人那样把药攒在一起卖钱。女作家戳穿一切温和表象，勾画了美军占领下的琐碎生活片断。

文本的力量从来不单纯在它本身，更是在于它背后所揭示的逻辑，往往会使人神思遐想。以上几部短篇，其命题的发现都来自对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现象的质疑，都如实展露美军占领下的社会风情百态，提出了“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折射出美囯占领者的骄横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岐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作品别有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民族品格，但它们并不代表第三批新人的共同风格。同上文原先提到的作品相比，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的一种深层次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