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沉重灵魂：战后日本文学史

在悲哀交织的故事中浸透着信仰及价值观的失落，精神的空虚转化成为对声色犬马生活的疯狂需求，是战后初期蜚声遐迩而又迅即淡出人们视野的无赖派[18]区别于其他小说的重要特性和关键。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在创造人、扭曲人和捉弄人。历史发展的曲折动荡过程中，总有灵魂在升华，也有灵魂在失落。流露于无赖派代表作家太宰治笔端的是，没落贵族随着战后初期国破家亡，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人物灵魂的困窘来自于贵族血统，摆脱不了阶级身世留给他们的扭曲、压抑和变异。他们没有义务，也不屑于去为旧道德殉葬，而在疯狂放纵换取自我心灵快慰。战前，日本社会素以绝对服从闻名于世，作为它的反拨，就会成为绝对放纵。而绝对放纵正好导致强烈的内心需求，必然会迫使人们不断地突破各种现实伦理的羁绊，甚至以非为是，在生活和处世上尽显乖戾，这正是无赖派对生命意义的独特诠释。而这种格调和品位，注定了他们在社会建构方面没有道德、良知和尊严、理性，只能把私人领域里的乖张蔓延到稿纸上，以道德的缺失后的人生快意，书写一群找不到自我尊严者，去炫耀大胆而直白的欲望，炫耀无伦隐私。这里，不禁令人想起布鲁姆对《哈利·波特》的评论：“一种腐化堕落的乐趣，不能让其读者产生任何一种认知、审美或想象的需求”[19]。

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阳》（1947）是无赖派的早期作品，以没落贵族姊弟和子与直治为男女主人公。和子婚姻走到尽头，回了娘家，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落魄文人上原二郎。此人是直治旧师，六年前曾吻过和子，和子对此念念不忘，便写了三封信，从此复燃的爱之火焰化解所有世俗的困苦与丑陋。上原悲观厌世，一觚浊酒却也难消块垒，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用不想活下去的心情在喝酒，活着实在悲哀。什么苦闷啦，寂寞啦，我根本就没有此类闲情逸志。”和子却认为他“用玩命的劲头过着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比正正经经搞番事业，还要受到后人的尊敬”，从而给他一片放纵的天地，在苟且偷生中，引出一段乏善可陈的婚恋故事。

作者笔下的直治同样怀着无限凄怆。他从太平洋前线复员归来，不务正业，在觥筹交错、男欢女爱中消沉颓废。很难说清小说中的直治有多少是作者的化身，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生活中没有与直治相近的经历，就很难写得如此游刃有余。小说通过这两个贵族后代的人生际遇展现了日本近代的世俗画卷，其中很大篇幅以直治姊弟二人的日记和书信出现，将他们历经的家庭变故和时代变迁，与个人婚姻、情感、事业错综交织，勾勒了他们的苍凉与无奈融合而成的生活特质。它游离于紧凑的情节之外，却最直接地表达了内心世界，为小说带来令人深思的张力。文艺评论家臼井吉见认为，这篇小说试图描绘出具有日本特色的，类似俄国小说家契诃夫《樱桃园》的那种在社会洪流中灭亡的地主阶级的悲剧。[20]

同一作者的另一篇代表作《维荣的妻子》（1947）中，主人公诗人是一位前男爵的儿子，一个酒徒。他骗取钱财，旁若无人地终日唯酒是务，不及其他。他深感生存的苦涩与无奈，靠酒精麻痹灵魂，心里剩下的只是难以承受的艰辛、悲哀、沉重。他的妻子是一位刚强和柔情并重的女性，为了替他还债，到酒馆做女侍。作者并未把主人公的嗜酒贪杯按俗套处理，而是着力刻画他意在寻求刺激，企图超脱人间烦愁，宣扬“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下去”的颓废人生哲学。小说让一个柔弱男子的卑微心态和灰色人生纤毫毕现，它和《斜阳》一样，在宣泄一种张狂和亵渎，多少透露着某种精神的倒错。这是一种已然疏离的美，小说的精髓即在于此。

太宰治以自身的身世经历为蓝本，构建形象进入作品。他长兄把他读大学预科时相识的艺妓小山初代赎身送到太宰治身边，后来，太宰治发现初代同他同居前与其他男人有染，绝望之际，便向警察局自首曾参加左翼进步活动的往事。他的处女作《回忆》（1933）便是据此敷衍为一篇充满绝望和虚无的小说。

赫赫家世使太宰治从出生起便背负着异于常人的命运。太宰治的一生异常复杂。在他生活的三十九个年头中，始终栖身于衰败压抑的世纪末氛围里，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也尽遭曲折。他从偏僻的北方小镇来到浮华的大都会东京，满腹经纶，追求功名，却未获得外界足够的认可，潦倒失意，产生了奇特的幻想和惶惑，更养成浪漫的作风和自我嘲弄的习惯。看似狂狷，实为自弃。1930年他报考《都新闻》报社名落孙山，便厌世轻生，在镰仓山中自缢未遂。1936年，他的小说未获芥川文学奖，又会同小山初代同服安眠药片自杀未遂，回到东京后抛弃了初代。他曾五次邀女性投水殉情，一次次都逃脱灭顶之灾，而女性上当受骗。无辜生命跨过死亡的门槛，而他却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女人的牺牲和奉献。这些在他的《恶之华》（1935）、《虚构的春天》（1936）和《狂言之神》（1936）等三篇小说中均有描述。他最终会同山崎富荣在东京玉川上水投河自尽。一次次的自杀闹剧，是太宰治难以摆脱所由出身的没落阶级的颓唐而作的消极反抗，在小说中，他让笔下的人物替他遭遇尴尬，并从中得到自嘲的快慰和解脱。(www.xing528.com)

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没有做人资格》（1948），游走于忧郁和反叛之间。虚无和死亡的诱惑与不能与之妥协的自由，二者间的矛盾成为作品中最有张力的部分。作者以“自传性”的个体经历作为小说的框架，撷取了本人几段生活片断，将自己的窘境融入创作，记述了无处不在的忧郁，甚至颓废。主人公大学生战前参加过左翼运动，当过“马克思主义学生队”行动队长，虽然也承认唯物论是真理，但却以为“唯物论不能拯救人类于恐怖之中。面对葱翠欲滴的绿叶，涌现不出心旷神怡、人生充满希望的喜悦来”。他携作为有夫之妇的酒馆女招待一同投水殉情，自己却幸免于死；其后照旧同有着女儿的寡妇姘居，玩腻了又很快把她遗弃；同拄着双拐的瘸腿药房女老板以及年近六旬的女佣乱搞，最后被送进疯人院，成为一个“没有做人资格”的废物。他口中却在喃喃：“我现在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一切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我生活在地狱般人世间所体会到的唯一真理。”

这篇小说以名门之后的禀赋与性格缺陷、形而下的原始性欲的癫狂与迷乱为叙事主线，描绘了他们不谙世事、在家族的羽翼呵护下成长的人格缺陷和性格障碍。它写了一个近乎心理变态的知识分子，把所有情绪发泄在自我折磨和对别人的折磨过程中。男主人公曲折混乱的性生活，反映了当时贵族后裔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前行的复杂心态。这篇小说带有创作者非常明显的个人成长烙印，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太宰治在“后记”中坦言：“我虚度了惭愧的一生，至今也没有搞清何谓人间生活。”无怪乎用“没有做人资格”来形容自己，这与他前一年以“斜阳”自喻相对照，所产生的效果既是哀叹，也是自嘲。太宰活对自己内在价值提出深刻怀疑，也令读者在审美的同时深入思考。评论家臼井吉见就《失去做人资格》评论道：“从当代特点来说，这篇小说把日本私小说传统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21]

恩格斯说：“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22]从上文提到的主要情节介绍不难发现，太宰治身上沉积了很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这是太宰治带着出身阶级的内在矛盾，生活在充满矛盾的时代，走着一条荆棘丛生人生道路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

文学评论家臼井吉见分析说：太宰治把热衷于表现个人真实经历和真实处境的“私小说”传统最具现代性地演绎了，并使之开花结果。不管我们在他作品中可以挑剔出多少缺陷，都应该承认，他通过文学探测了相异于传统的青年的角色定位，表达了在新旧嬗变时代停留在青年脑海中，或被压抑到其心灵深处的真实心态和欲望。他倾心于社会背景与个人命运的关注，突入表现对象的心灵深处开掘，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开创了战后年代以感情宣泄为特征的文学。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当代性，不管是出自于个人生活隐私的感情，还是来源于现代生活的体验，都体现着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正经受着的冲击和正经历着的巨变，贯穿着他对人世间的千情百感，也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特追求。人们从中读出灰色的影子——那种在城市中到处可以看到的影子。在太宰治上述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流注着他的血液，作品中的形象是他自己的某种写照。

另一名无赖派代表作家织田作之助的短篇小说《夫妇善哉》（1940），虽然发表于二战前，但对人性和命运的穿透性的表现，已显示出无赖派的特点，被批评界认定为该派代表作之一。《夫妇善哉》女主人公蝶子也和《斜阳》中的和子一样，对男人姑息迁就。她原本是沉沦风尘的下等艺妓，同有着家室的嫖客、化妆品批发商维康柳吉相恋并打算结婚。但他们的感情遭到了柳吉父母的极力反对，于是私奔。柳吉积习难改，不务正业，混迹花街柳巷。为了维持家中生计，蝶子重操旧业，倾其积蓄，让柳吉去做小本生意，然而柳吉嗜嫖恶习不改，搞得血本无归。蝶子虽然用坚强的信念守护着爱情，同样透出了女性默许、纵容劣行的弱点，带有警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