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写出战后日本文学史论

文学对生活的表现不能一成不变，没有对传统的发展和突破，就没有真正的文学创作。战后派无论在选材、立意、造句或谋篇上，与战前小说相比，均表现得出人意料，显示着不复安于现状而日思其变的创作趋势。他们结束了一代文学，开辟了新的纪元，长期形成的“私小说”藩篱被突破，拘囿文学创作的惰性元素遭到抛弃，文学道路自然也就较前宽阔了。他们的作品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表现出强烈的审美个性，对战后文学愈来愈热衷于人生与人性的命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更为重要的品格在于它的批判性。普鲁东在《论艺术原则及社会使命》中，把“批判的”概括为三层意思：一，它是哲学的、分析的、综合的；二，它是人道的、民主的、进步的；三，它是包含理想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极致。从本文上面的简略勾勒中，我们看到了战后派程度不同地具有普鲁东所说的“批判的”特征。真切地面对人生，面对现实，战后派写出了真正具有生命投入的真实小说来。

创作贵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艺术的感觉当然不可少，但更不可或缺的是情感。作家对作品选题的熟知程度，决定着对主题的深层挖掘和再提炼。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而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作为小说当然有虚构，但其故事和主要人物却都有所凭依。如果作家没有任何相关经历和切身感受，仅仅用一个虚构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其形象的单薄可想而知。战后派的小说，其人物和故事即使细节上做了艺术加工，也绝非向壁虚构。因为他们是作家运用典型化的手法，综合众多原型的性格特点和经历塑造的艺术形象。战后派作家在孩提和青春时代遭遇日本社会的动荡，二战中被强征入伍，或在白色恐怖下横遭迫害。他们都久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然而他们没有屈服于现实命运，一生坚持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通过相互渗透交融而成为第三者。他们用笔墨描画出一个个人物，均有原型可循。这里有作者本人经历的演绎，不时渗入自己军队生活的感受，便有了赤裸的灵魂和生命律动的一次次真实记录，饱含着切肤之痛，故情感或自然流露，或激情四射，沉痛的体验和深广的忧愤弥漫于字里行间。1941年野间宏作为“补充兵”应征入伍，1943年7月由东南亚战场回国，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身陷囹圄。这三年的法西斯军队生活对野间宏此后的创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写的是他所熟悉的生活，植根于最细微的生命的体验，也就有了一般作家所难企及的感触，使得《真空地带》成为“他，也只有他才能够写出的‘这一个’”的作品。这篇带有亲历性的小说中，上等兵木谷其实就是野间宏本人，作者积累已久的潜意识得到了挖掘和释放，由此，我们窥见了一个生命过程中深深的伤痛与隐秘的故事。写这类作品既是野间宏生命的需求，对他也是痛苦的煎熬，因为被窥见的正是他自己的内心。野间宏同样是这样，使《阴暗的图画》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伤心灵的巨大投影得到了真切的表现。他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噩梦般岁月的真实感受和思考。其他如梅崎春生的《激烈摇摆的风筝》等作品，也是从很细微的角度展现出当年的旧军队打杀背后人性的变化和潜在的趋势，甚至连地名和军队番号都未做丝毫改动。他们选取众多人物原型，经由内心省察和甄选，抽取种种线索和细节，敷演为小说，故深刻感人。

写真人真事最容易在交待故事同时淡化了冲突。其实这里的冲突只能强化而不能淡化。淡化就意味着交待，交待是没有人物性格的。野间宏写木谷，尽管没能深刻触及军营上层人物矛盾，却没有淡化戏剧冲突。小说并没有回避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的冲突，也写到了士官与普通士兵的冲突。另一方面，情真必须以物来承载，来升华。托物寄情，并把物当作小说的主线，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野间宏在《阴暗的图画》中运用具有隐喻效果的小道具作为情感转折的标记，渗透着作家深邃的哲理和诗情的象征——16世纪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绞架下的舞蹈》反复出现，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把小说一次次推向高潮，构成统前驭后的重要环节。画面上的高原地带草木荒凉，乌云遮日，吊在断头台上的人两脚摇晃，瘦骨嶙峋的人们僵硬、呆板地排成长长的一排，等着被推上绞架。画面中央，遭受磔刑的耶稣横卧在十字架下，既不悲伤也不痛苦。赠送这本画册的主人公深见进介的同学死在狱中，画册亦焚毁于美军空袭的浓烟烈火。深见面对熊熊燃烧的画册，睹物伤怀，心情也像这张黯然凄凉的画一样十分阴暗。绘画是静止的文学，而文学则是延绵不断的画面，在这里，这张画成了人物的内心情绪的外延，形成了悠远凝重的历史氛围，成为故事发展的贯穿线索。以画为矛盾冲突的起承转合，以画构成人物心灵深处的物象，画与沉重的悲剧性主题交相穿插，含有委婉凄楚的诗意和扣人心弦的审美价值。作家选择的客体物象与主观情怀有效对应，不牵强，不生硬，“意”与“象”无间契合，使所揭示的意味更加富于艺术感染力，对情节的延伸、情感的升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渲染作用。

《脸上的红月亮》选择堀川的红斑作为作品的重要叙事内容和核心意象，实在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非常精彩构思。红斑同时构成了小说第二主题的核心情节。由于作者反复渲染，红月亮成了爱情悲剧转折的重要象征。它如影随形，交叉和重复，不仅令北山陷入深深的自责，也让他丧失了追求爱情的勇气，一下子从无边的梦魇中惊醒过来。作品从对外部压力的屈从和扭曲，转向对主体价值的发掘和张扬，触及到时代的敏感神经。战后派经历了苦难的历程，这苦难又意外地造就了他们的文学。那一代人被压制的荒诞历史，在他们笔下化为人与人之间心理空间的复杂变化过程，而这种变化所引起的心灵波澜又实实在在地存在。《脸上的红月亮》刚开头在颜色上做文章，继而由颜色推及于神态，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男主人公一直偏执地纠缠在自己的情绪里这一细节，使内在的情感矛盾更显冲突。(www.xing528.com)

战后派作为战后日本新文化滥觞期涌现的一个作家群，其作品沉重苦涩。这苦涩自始至终伴随着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因而放射出一种历史感知和理性光芒，凸现了历史的再理解、再阐述这样一个基本主题。这批在战后初期崭露文坛的后起之秀，从冰封年代之后崛起，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对文化历史深层的探索，在文学表现的美学意义上又向纵深方向进行了新的开拓，其作品的人民性和反法西斯价值将载入史册。

文学的创新和建树常常发端于形式或表现手法的变异。战后派跳出战争题材小说直接描写刀光剑影的窠臼，独辟蹊径，把握人物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变动性，强调对社会问题的本质思考，追求心理刻画的历史感。人的心灵世界是历史的产物，他们把人物的心理与客观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加以分析，作为分析社会的补充，在立意和构思上显得高远。战后派精湛纯熟的文字功夫来源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其造型的扎实功底以及内心刻画的精到，显然得益于对西方现代派写作手法的大胆吸收。师前人而不为其所缚，学西方又不失民族的精髓。他们力图站在人类学、哲学和悲剧的角度，将对生命的关怀作为小说表现的最终目的，让手中的笔去渲染灵魂在战争中的焦灼、狂乱和苦闷，表达对日本现代史的见解。

战后派的小说里找不到虚浮的浪漫主义，虚张声势的文化至上主义或者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也沒有惨烈的战争场面及细节铺陈，只是有集中精力刻画的小人物的性格。小说中熟知的名字里没有被吹嘘为“军神”的将军、元帅，多半是“渺小”的人物，不过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普通的士兵。一个真实的人，比一个被高高安置在华丽光环中看不真切的文化偶像更让人尊敬。战后初期，人们除了要求情感的宣泄与释放，更渴望一种精神诉求，精神层面的触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剧烈。战后派的作品之所以感人，就在于它的真切，就在于作者在文本中开掘的精神空间和闪烁其间的人性光辉。同时，其作品也是时代隐喻的见证，把几代人的痛苦提升到了全民族的高度。战后派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回忆带动了一群人的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不会因时代变迁人们审美趣味变化而失去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