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文学史论：写战争，关注和平

战争期间出现所谓“报国文学”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其创作思想被政治左右，并以最大的政治功利为追求目标。战后派与此形逆，在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热情呼唤中，重新阐释已僵化了的文化，以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体现了文学真实生命的复归，并以强烈的反差对比和浓郁色彩，显示出其与“报国文学”主题凝聚力的差异。战后派深受《近代文学》杂志本多秋五、平野谦、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埴谷雄高、山室静等理论家思想、艺术上的启发，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战争的性质，创造了大量反战题材作品。上述有“七武士”之称的新锐评论家，大都参加过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白色恐怖面前未曾屈服，在思想感情和经历上同战后派有一脉相通之处。他们都以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其本人传奇式的经历，在文坛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七武士”的理论提高了战后派作家在转型期阶段对新形势新特点的观察能力及艺术造诣，不仅在当年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今天的战争题材创作仍能提供启迪。可以说，正是这几位批评家不断总结了新方法和理论，成了战后派的导师，与后者形成一个血肉粘连不可脱离的整体。

战后派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拉开了战后日本文学黄金岁月的序幕，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叙述的使命。他们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手法，通过普通士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呈现战争的荒诞和残酷，引起对往事、生命、真实、死亡等人生永恒主题的思考；在创作思维、主题选择、人物形象、情节设置、艺术手段甚至语言特点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与深化，具有鲜明的战后特色，故称战后派。腥风血雨的艰难时代带给他们的是失败和伤残，故战后派的文学表现的是发自生活的与心灵的碰撞。战后派关心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超越了简单的政治图解和即时性需要，忠实于心灵与记忆。这种对囯家、民族饱经忧患的深切感悟，击中了群众情绪的敏感点，具有恒久的价值。战后派的创作以军事题材为主，以战争背景下的生命与青春消逝为关注对象，通过对外侵略战场和后方生活各个横断面的描摹，展示法西斯战争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毁灭及其必须经受的灵魂拷问，并作深刻的思索。这种触动很难言传，它超脱了小说故事，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种种经历的回味，并对民族历史解剖和反思。

大冈升平的中篇小说《野火》（1948），描绘了日军在菲律宾战场的惨状。粮尽弹绝，自相残杀，同类相啖，日军绝望自戕中的人性灭绝尽显无余。梅崎春生的《激烈摇摆的风筝》（1963）中，主人公中士川边染上性病久治不愈，听说可用人骨磨成粉末做偏方，遂掘墓挖出半年前惨遭杀戮的中国俘虏的头盖骨，将其敲成碎片，调作羹汤一饮而尽，显示人的思维、情感、行为诸方式和价值观念受武士道精神的绝对钳制，性格及行为超常与悖逆。在20世纪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的曙光中，封建落后的日本旧军队还笼罩在野蛮蒙昧之中。明治维新后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依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和落后性，弱肉强食之外，又增加了同类相残相食，成了人性之恶的极致。战后派对这一段残酷历史作边缘的、原生态揭露，并非自然主义的展览，而是投以理性的反思。这不禁令人想起但丁《神曲》中的一段话：“我将引导你经历永劫之邦，在那里你可以听见绝望的呼声，看见受苦的幽灵。”

从年代久远的幕府时期到明治维新后，在日本，统治者实施奴化教育，个体的价值、独立人格横遭践踏，那些从不被重视的安宁喜乐被硬生生剥夺，日积月累便扼杀了所有的个性和创造力。野间宏的代表作《真空地带》（195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刻画了非人境况酿成的军队痈疽。那里是密不透风的封闭禁区，没有一点人类空气的“真空地带”，而人的天性又不容有真空，在这样的环境下，于是产生了非人的扭曲。打破这罪恶的“真空地带”是作家灵魂深处的呼唤。作家直指日本士兵几十年来沉浮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命运遭际，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那场对外侵略战争，使学生兵在最有青春活力的人生季节，成了乱世与兵燹的牺牲品的悲剧命运，促使经历了那场战争的同代人，对时代、社会和人生作痛彻的反思。《真空地带》揭示了人生真正价值的所在，故其本身也便具有了文学与社会的价值。

梅崎春生的《太阳深处》（1947）在深度中求创造，揭露战争年代法西斯军队濒临疯狂的兽类欲念的残酷，刻画了其人文精神缺失背景下的扭曲心理和畸形关系。处于野蛮、愚昧、麻木状态下的群体，难以达到对价值的觉醒。梅崎春生的《激烈摇摆的风筝》呼唤人性的复归。主人公矢木城介征召入伍后历经太原、内蒙、香港和台湾等侵华战场，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军营对个人权利、独立和尊严的剥夺，强烈的厌战情绪致使他仰药自尽，以求得永远的解脱。小说真实地呈现出日本军队底层挣扎的严酷真相和被环境束缚的无奈。王蒙在《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中曾对此做了分析：“二战中的日方阵营中除了军国主义分子、意欲奴役中国的侵略分子以外，也有被利用、被蒙蔽的基本善良的人士，也有对华比较友好、不赞成军囯主义的侵略战争但又没有勇气反抗的人士。除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外，被侵略战争所裹胁的民众与普通士兵，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负罪感与无力感、被骗与自我欺骗感。历史裹胁了形形色色的人，被裹胁的人同样能加害受害者，但是你无法抹掉他们的曾经存在，他们的经验与惨痛呼号，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控诉着侵略者、战争罪犯。”矢木城介在中国战场饱受磨难的“经验”几乎是毁灭性的，说明人性和是非观的丧失，法西斯政权固然难辞其咎，作为个人，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很多小说对普通士兵满怀着同情和怜悯，但这部小说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敬意。命运赋予矢木的空间并不宽敞，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他对军营的怀恨与恐惧到达极点，便以极端的方式诠释着离经叛道的个性与自由独立的人格。

大冈升平的《俘虏记》（1948）描写了普通士兵被美军俘虏的沮丧，针砭长期禁锢日本的民族魂、“杀身成仁”的武士道愚民政策。战争对人性的巨大摧残到了令人窒息的极端地步，就必然走向反面——人的个体生命对法西斯政权的反抗，给昏睡在蒙昧状态的士兵带来刺激。矢木城介和《俘虏记》中的“我”，他们内心的痛苦、感情的尴尬与矛盾，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表现，是两个第一次开始真正独立思考的主体。上述几篇小说唤醒了在战前时期被禁锢的自我意识，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批判地审视了民族的文化心理。

梅崎春生的《幻化》（1965）描写主人公久住五郎战后沿着他当年当通信兵时的足迹，跋山涉水，旧地重游，通过与当地平民百姓的感情交流，对当年嗜酒贪杯的福田兵长灭顶之灾的往事回忆，百感交集。这里的旧地再访纯属白描，由此构成一派凄绝悲痛的气氛，更符合人物的气质和作品的情境。命运的冷漠与生之渴求，在其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作者铺陈不少情节，表现了普通士兵在那个黒暗年代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告诉人们，战争实在是人类的炼狱。(www.xing528.com)

《真空地带》、《太阳深处》和《激烈摇摆的风筝》等多篇小说，揭露了日本军队的斑斑劣迹。在作家的笔下，日军军官一边指挥着战争，一边强迫下属服从，摧毁下属的人性。作家依靠军队中无处不在的故事细节的描写，把触角伸及长官与长官、长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这里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敌对、仇恨的情绪，存在着上下之间的奴役、剥削、虐待、歧视，同僚之间的互相防范、倾轧。在入伍新兵的所谓“内务班”，新兵总是无条件地服从老兵的人身羞辱和体罚，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极大折磨。军国主义把人变成机器，由此产生麻木与冰冷的人文反差。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及其命运的诡谲变幻“只能如此”，“非如此不可”。《真空地带》的主人公上等兵木谷成为长官之间明争暗斗的牺牲品，受到谗陷，遭受牢狱之灾。他经历了残酷折磨和心理施压，带着满腹委屈，被差遣到局势危急的太平洋前线，等待他的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残酷惩罚。

当一个美好的幻象被戳穿的时候，真相往往显得格外丑陋。二战中日军江河日下，出现了战败的蛛丝马迹，但法西斯政权极力封锁消息，民众又面临威胁，言论没有自由，对战事走向噤若寒蝉。战后派以个体经验和记忆碎片，使长期遮蔽和扭曲的战局真相浮出水面，并做出反思，令世人极为震惊，其实实际情况比这要更加严重。梅崎春生以《樱岛》问世为开端，连续发表《太阳深处》、《B岛风物志》（1948）、《激烈摇摆的风筝》以及《幻化》等战争题材系列小说，对准历史盲区，揭示历史真相。《樱岛》以日本投降前夕九州南端的海军基地樱岛为背景，描绘日本军队孤处危城濒死挣扎，风声鹤唳的乱象，其对书中人物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开掘真实、深刻。《太阳深处》重现1945年春夏之交的风云变幻，显露出日本军国主义明显的溃败迹象。梅崎春生在《樱岛》中以“绞架下的幽默”和“大难临头时的玩笑”的荒诞手法嘲笑边防哨所草木皆兵的恐惧心态，他们竟把一群虫子当成是奔驰而来的三千艘美国军舰，慌忙发出警报，仿佛得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战争在造成巨大物质破坏和生命摧折的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一位哲学家告诫人们：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威胁我们的也许不再是野兽、巨石和洪水，而是某种心理上的暴力。野间宏的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1947）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苦难的历史，它讲的是一个大变故之后追求人性完善和灵魂救赎的故事。主人公北山年夫是刚刚从东南亚战火硝烟中死里逃生的普通士兵，在同阵亡军人家属堀川仓子交往时，从她脸上看到的一块红斑，激活了自己在东南亚战场上一次红月亮映照下的夜行军的记忆。二等兵中川精力衰竭，奄奄一息之际向北山求援，而北山只顾自己活命，未助他一臂之力，以致中川气绝，葬身于萨玛特山坡滚滚黄沙之中。这记忆瞬间定格成为永恒，成为不能忘却的心灵伤疤，胸中久久不能平静，谈情说爱的情绪亦跌入谷底，其实，爱情是无须背负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小说写了爱情，但不着笔墨在这上面渲染，而是通过对心灵的困惑和碰撞的细腻刻画去揭示深刻的人文主题。战场上的硝烟和行军疲惫固然造成了肉体的痛苦，但与这种内心深处的负疚相比，则相去甚远。今天与明天可以靠个人努力去改变，但时光无法倒流。道德上的矛盾冲突，通常以最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常常需要在须臾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就在北山毅然决然斩断情丝的那一刹那，堀川却因不知北山的情感隐秘而疑惑惆怅。堀川被迫分手，北山的心理压力暂时获得释放，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让他备感孤独。

爱是一个时代的风雨表。野间宏的短篇小说《残像》（1947），描写的是一个与战争有关的乱世中的男女情感纠葛故事。小说主人公泽木茂名和藤枝美佐子，在青年时代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但在战时那个穷兵黩武的特殊年月，社会中最理想的人格符号往往由军人代表，已经深深地烙在社会生活深处。一个国家体制的建立决定了整个民族和其后代的命运，因为历史的扭曲，美佐子父母也被扭曲了，根据当时的思维定式，一手包办，逼迫女儿同陆军大学学生结成一段残破的婚姻。婚后美佐子多次给泽木写信却又撕掉，泽木深陷失落情绪而无法自拔，直至失踪。战后，这对因战时特殊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的制约而被逼斩断情丝的情侣，机缘巧合，久别重逢，虽然都孑然一身，但早已不复当年。美佐子若有若无的余情未了，本应是浪漫主义的延伸，只是太晚了，覆水难收。故事的展开疏远了风花雪月，冷淡了儿女情长，凸现人与时代的关系的错综复杂。个人受着时代的制约，人生的变故与悲剧乃是时代的悲剧，那是怎样的无可奈何啊。《脸上的红月亮》中的北山和《残像》中的泽木，在战后新时代的阳光下，早日走出阴影，愈合旧日的精神创伤，完成心灵的重建，是野间宏呼唤人性的复归和人的自觉的终极目的。两篇小说书名意境凄美，很契合小说的内涵。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力图让读者对那些被打上了时代烙印的社会悲剧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幻化》用一种近乎荒谬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人在战争中的异化，具有一种较强的讽刺力量。小说主人公在激烈变化的战后生活中，不仅没有获得新的生活的平衡，反而从战前的精神不平衡走向另一种不平衡，末了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篇短篇小说深入到那个暗无天日时代人们备受压抑的心灵深处，直面经历着蜕变的痛苦和选择的困惑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作品的时代感较强，时间和心灵的跨度也较大，故事情节从战后回溯到战前，把跨越两个时代的横断面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不同时期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一代人内心深处的矛盾。一代返归故土的旧军人，他们寻找自己生命的归宿，却在思想和感情上陷入迷惘和失落，这实际上是时代在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的心灵映像。《幻化》交织着现实与回忆，物在人亡，人们看到了的不止是对生活时空的拓展，更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心态历程，故而体味到人类在探索自身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实在是既无奈又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