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戏剧的丧失与复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强权暴政采用高压手段对文化实行严厉的控制，造成文化艺术结构上的断裂与崩溃。一种极端的野蛮文化思潮席卷日本列岛，艺术规律横遭践踏，艺术功能被歪曲，戏剧领域亦未能幸免。以筑地小剧场闻名于世的小山内薰、千田是也和泷泽修等被捕囚禁，村山知义又被迫远走异域。这些人们熟悉的剧坛宿耆相继销声匿迹，具有悠久历史的日本戏剧呈现一派凋零败落景象。

历史灾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创痛和损失，然而却能激发出艺术家的创作激情。日本军国主义覆灭后，日本处于美国全面占领之下。美军占领当局曾以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为由，颁布了一纸禁令，封杀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风韵的歌舞伎等民族传统剧目，在客观上促进了戏剧的反省和调整。1945年12月，青年剧作家宫本作的《回响》拉开战后戏剧的序幕，但是限于艺术功力和思想深度，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稍后，在东京公演契诃夫的《樱桃园》成为当时舞台的亮丽风景，从此掀起一股移植外国经典剧目到日本舞台的热潮。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费德罗夫的《幸福之家》等国外优秀剧目接连被搬上舞台，迸发出舞台艺术的灿烂火花，既消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文化娱乐的饥渴，而且这些剧目也易于闯过美国占领当局的审查关卡。与此同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在日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他追求舞台艺术真实性的不懈努力，他的创造人的精神生活的学说与方法，对战后初期的戏剧界起了有益的作用，对日本戏剧适应战后变革的趋势而更新审美观念做出了贡献。

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是战后初期日本形势的显著特征。文化艺术在百废俱兴的春潮中复苏，成为一个光辉的起点，开始了崭新的重建工程，戏剧亦不例外。无论戏剧观念还是艺术思维方式和剧作家队伍，同战前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处在更新换代的转折点，戏剧的社会功能也随着转趋丰富。

随着战后初期狂飚般兴起的工农群众运动，在工会和农会的组织引导下，生动活泼的群众性“自立演剧运动”以巨大的规模迅速地开展起来，在全国建立起三百五十多个业余剧团，每年调演一次。诞生于波澜壮阔群众运动高潮年代的“自立演剧运动”，一开始就富于挑战精神，注重直接推动工农斗争的功能，时代生活的活力是他们不断向新境界突进的强大原动力。不少鲜为人知的剧作家从工矿企业直接走上剧坛。这些生活在基层的剧作家到群众运动的洪流中搏风击浪，刻意挖掘，用多种艺术手段把工人和农民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自立演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日立工厂的堀田清美、大日本印刷厂的铃木政男、国营铁路的铃木元一、东芝工厂的大桥喜一、山田时子等具有独立风格的新生创作人才相继浮出水面。他们虽然还不能说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剧作家，但也算得上是与工人有深交的知心朋友，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在社会底层的各种人物，了解社会底层最真实的生活，这也为他们塑造人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尽管他们的剧作所呈现的探索和追求及水平程度不同，而且还不够成熟，但由于能不断尝试创新，坚持自己的艺术见解，具有时代精神，故能够赢得工人的认可，那洒满了欢笑和泪水的空间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戏如人生，剧作家赋予角色生命，也在戏里体味生活。

铃木政男的独幕剧《落日》（1947）、四幕五场话剧《装订工》（1948）和山田时子的三幕五场时尚青春偶像剧《女子公寓》（1949）等，作为战后发韧期的戏剧，带有较强的政治批判性质，使戏剧自觉地以它尖锐的思想锋芒，在为历史发挥“批判的武器”作用，具有强烈的主体感情色彩。“自立演剧运动”的剧作，基本主题都是讴歌群众运动，轰响着激昂旋律，对现实人生有着主体化的独到妙悟。这是当时真实的时代情绪，流贯在剧本中也是真实地代表着日本戏剧现代意识在痛苦中的觉醒。

《落日》是为迎接东京自立剧团协会的诞生，仅用两个月时间匆忙完成的。该剧是战后初期东京的缩影、生活的写照。戏剧家带着战后的思考和对历史的认识，表现了日本大城市下层社会的生活形态，塑造了失业者、流浪汉和饥寒交迫被抛向生活底层的落难女子这样一些艺术形象，告诉人们战争的最终代价只能是是亲情破灭和永恒的创伤。这出独幕剧以战后第二年夏天的东京上野公园为背景，故事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主人公浅田善一是一个心里有着梦想并对爱情锲而不舍的热血青年。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被驱往侵略他国的前线，战后带着一身硝烟尘土回到断壁颓垣的东京。唯一的老母在空袭中死于非命，亲朋好友无一幸存。在前方，他曾收到一位名叫岛田好子的女性写来的慰问信。天涯归客，踯蹰于大街小巷，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一段烽火中的乱世情缘。在落日夕晖的上野公园，他同无家可归的少女和沦落风尘的君江、好江邂逅。好江就是他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遍寻无着的梦幻花朵好子，虽然这是人生道路上难得的际遇和缘分，但战火的摧残和战后举步维艰的生活，使年仅二十三岁的好子早已失去当年的纯真，相见但不相认。剧作通过对好子内心的辗转起伏和战后面临的困惑的铺陈，以及浅田盼望聚首相逢的痴情的衬托描写，进一步烘托出战争的残酷。他们只有在忧伤中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会自觉地去寻求生活的真谛，因而，好江喊出了郁积于人们心中太久的愤懑：“连亲兄弟都被空袭炸死或在战场送掉了性命，说什么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忠君爱国，这不是瞎扯淡吗？！”一个高擎红旗的工人更是悲愤交加，痛心疾首陈词：“就算是这场仗打赢了，我们任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不论是我们还是姐妹们，照样过着现在这样的苦日子。”

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决定了以此为题材的剧本不可能写得壮丽辉煌，相反，那个时代的心灵反馈必然是沉重和忧伤的，这在本剧中得到了印证。作者的笔锋要想驰骋纵横，任意挥洒，没有丰富的生活功底，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只有掌握了这种功底，想象和虚构才不致违背生活发展的逻辑。铃木政男特地换上破旧衣履，化装成流浪汉，只身深入到上野公园和流浪飘泊的人们一起，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中度过漫漫长夜，由此感受生活氛围，寻找“人物感觉”。他又根据亲身体验，广泛听取工厂演剧部同仁的意见精心修改，几易其稿，借助具体而生活化的叙述以及真切的细节描写，让剧中人物有血有肉地鲜活起来。

植根于实际生活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精品佳作。铃木政男的另一出四幕五场话剧《装订工》之所以能获得好评，是因为对上了时代脉搏。该剧创作于震撼日本列岛的“二一大罢工”前后。1947年2月1日的声势浩大的罢工是日本工人阶级第一次同异族侵入者的针锋相对的较量，终因美国占领当局出动军队镇压而失败。全剧以人物的英雄情结为结构线索，描写战后初期东京几家印刷厂的工人在工会组织领导下，面对资方的阴谋诡计，冲破外来威胁，排除内部的分裂，最终取得罢工胜利。

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确立或塑造是以人物的命运轨迹为基础的。该剧作者善于将主人公共产党员白石彻男置于超常的环境下，通过富于动作性的情节来塑造形象，表现人物的传奇色彩和英雄性格，使这个核心人物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厂方以若干订货拉拢装订业务个体户——彻男的父亲靖造，妄图分化瓦解罢工，而靖造又是个见利忘义的人，他被厂方以小恩小惠收买过去后，四处游说工人复工，这就形成了父子两代人的价值冲突，剧情由事件的外部矛盾引向人物的内心矛盾。为了解决腹背受敌的箝制，在一种崇高的信仰支撑下，彻男只好背离家庭，战胜情感纠葛，镇定自若地坚持斗争。正如阳光下也有阴影，工人阶级的队伍中也难免有个别人暂时失态，靖造经过战斗的洗礼，提高了觉悟，高昂的斗志和积极的心态又溢满全身，通过行动以赎前愆。资方的挑拨离间未能得逞，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以开除勇于斗争的青年女工竹内道子为条件，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彻男及时戳穿了资方的阴谋。环绕罢工，戏剧冲突迭起，人物性格便是放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典型环境中加以塑造和刻画。

彻男不是传说中顶天立地众望所归的英雄，而是一个普通的离我们最为靠近的可爱的男人。剧作家以恢宏的气势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彻男接受种种难以逆料的磨难与考验。结尾趋向明亮，但是过程却很冷静、清醒。爱情故事一旦与波澜壮阔的背景、惊心动魄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一段缠绵而令人荡气回肠的铁血柔情，就使温馨浪漫中充满了艺术的美感。爱情戏虽被有意识地调整到次要地位，但仍是推动剧情发展至关重要的元素，女性角色的存在是使英雄人物有上佳表现的催化剂。竹内道子同彻男并肩战斗，共同的阶级命运点燃起他们之间的爱情火焰。心灵的呼唤离不开感情媒介，思想共鸣是爱情的强大内在聚合力。他们真心相恋，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归宿。该剧塑造了彻男和道子等经得起困难和挫折的打击，具有勇敢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组织才能的形象。《装订工》凝聚着剧作家对历史动乱的深刻体验，对生活的执著寻觅，捧得了1948年东京自立演剧奖的桂冠。

山田时子的《女子公寓》，像一部室内剧，内容都是女子宿舍内的谈资，以现实生活为切入角度，勾勒战后新的历史时期女人对家庭、事业、爱情的执著心情。该剧表现的是东京一家大保险公司女职员在战后初期因家境贫寒而住进充满女性温馨的集体宿舍的经历，展现了几位职业妇女的情感世界。故事几乎忽略情节，淡化戏剧冲突。剧中出现的几个人物本身并不重要，观众通过几个性格身世迥然不同的女性的希冀、欢乐和烦恼，感受到战后青年妇女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从凡人琐事中品味微妙而浓郁的生活情趣和她们对美的憧憬与向往。她们在战后困难而朴素平淡的生活中寻找新的位置的复杂精神面貌，以及自强不息的生存品质和道德光辉得到了逼真的表现。如同女剧作家在“前言”中所说：“我父亲因没盖上自己的住房，对我很歉疚，母亲说我寄人篱下委实可怜……然而，我——不，是我们——无暇悲伤。不管战争的创伤如何深痛，也不管现在生活如何苦，我们生活其中，除了创造自己的命运，别无他途可循。”

从以上剧作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非专业化的创作状态也给了他们丰厚的馈赠，为他们的创作注入了得天独厚的活力。溢于其间的那种对生活敏锐真切的体察，那种直率自然的感情，那种强悍而不拘一格的艺术表现力，有时虽然不免失之于粗疏、直露，但确也时常给予我们以别样的冲击力与震撼力，从而令人刮目相看。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以上这些剧作，有很多都是鲜明地表现出了对社会的某些弊端的批判性指向，凝结着非亲历者难以感受的艰辛。

1945年8月，迷信武力征伐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盟囯军事压力下被迫投降，揭露和鞭挞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罪行成为时代要求。在军国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对人的伤害主要表现在心灵上，那是刻骨铭心的。抚着灵魂上留下的累累伤痕，过细地思考日本民族走过来的这一段历史行程，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便重建家园，是战后初期文学艺术创作思想上表现出来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许多名家和新秀没有重复以前的叙事方式，而是在战后新时期寻找新鲜的视角，以全新的叙事方式表现历史和反思，真实主动地记录了纷乱岁月中的磨难，给人们以历史的回顾和沉思。这类剧作中，公认比较出色的文学剧本有：久保田万太郎的《秋草故事》（1946）、久保荣的《苹果园日记》（1947）、川口一郎的《田宫的幻影》（1947）、三好十郎的《废墟》（1947）、真船丰的《红灯》（1949）和《中桥公馆》（1946）、森本熏的《女人的一生》（1945）、久板荣二郎的《年轻时的群像》（1948）和《亲和力》（1949）等。这一批剧作家为经历了文化浩劫之后的日本戏剧的重新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久保田万太郎的三幕剧《秋草故事》，整个戏的脉络和骨架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市井痕迹，以军国主义投降前一个月的东京一家因货源短缺而歇业的庄吉鱼店为舞台，通过市井琐事、杯水风波，展现出战争末期饱含世态炎凉和落败危机的风情画卷，其中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着社会涵盖面。同时，注意表现传统生活方式中健康的生命活力和朴素的文化形态，散谈平易中倾注了对世俗大众的关切。

森本熏的五幕话剧《女人的一生》，是战后日本话剧走向成熟的一座里程碑。作为反映二战题材的剧本，《女人的一生》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此剧每一幕都少不了布阿圭这个人物，表现了人物个体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中的命运，于生活的多方面体现了强烈的时代表征和悲剧性特征。该剧是日本文学座剧团的经典保留剧目，数十年来久演不衰。1960年郭沫若观后曾赋诗说：“侵略战中发暴财，一家零落遭兵灾，由来玩火焚于火，只见上台没下台。悔祸能知钦女杰，沉酣未醒有奴才。谁期广岛长崎后，反问花旗要弹来。”将剧本的内在含意和情感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由于该剧每个人物都要在两三个小时内呈现出自己的一生，给观众们带来有笑有泪的感动和思考，因此，表演难度较大。演员必须深刻理解人物的背景，并建立自信，用声音镌刻历史。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是一位少有的能够把年代感由音容体貌体现得细致入微又引人入戏的演员，因为扮演布阿圭，在一代人心中留有深刻印象。

久保荣的四幕话剧《苹果园日记》原来写于战前，那时，久保荣在筑地小剧场的小山内熏和土方与志的指导下，写了《火山灰地》，曾被誉为“战前话剧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受到了剧坛的赞赏和好评。1940年他被捕获释后，在孤独中写了《苹果园日记》这出思想深刻、艺术形式大胆创新的好戏。战后他倾注心血致力修改，自认为此剧是他对“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软弱无力的反抗。(www.xing528.com)

《苹果园日记》在“七七事变”前后这一广阔社会背景中，围绕着北海道一小镇远郊的安倍苹果园跨越几个年代的盛衰流变展开，让观众从一个苹果园的故事中认识了一个大时代。该剧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对戏剧原型的超越，一改只拘泥于时间、地点、人物的传统，力求给观众更多的资讯，每场都用舞台一侧的字幕打出富有诗意的日记，诗情和人物的心境结合得丝丝入扣，形成完美的交融。此外，该剧美术、音响各方面的创造也各具特色，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习惯。它在整体概念设计方面有了完全创新的应用，把单一场景拓展为两个层次，以增加舞台的立体感，丰富了舞台视觉，拓展了戏剧空间，既用以串联评述剧情，起着叙述故事的作用，还起着“文字幕帘”的间隔作用，不但丰富了舞台的场景变化，较好地展示了环境和人物风貌，同时也起到烘托主题的作用，让观众深层次地洞察多种姊妹艺术的血缘关系及其精微奥妙，无处不显现出故事与音响、字幕互为附注的完美结合。该剧对艺术风格和历史精神的把握是准确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话剧本身的生涩感，富有较浓厚的生活情趣，有着解读不完的深邃内涵，从而带给观众全新的感觉。

川口一郎的独幕剧《田宫的幻影》把意识流的一些元素移植到舞台空间，采用历史和现实纵向、横向交错的结构。剧中人物田宫义夫在太平洋战场遭袭身亡，他生前好友石丸民二郎和田宫旧日恋人信子结为伴侣。该剧在象征满目疮痍、一片黑暗的战后废墟的剧场环境中，不时交叉地重现当今和逝去的岁月，让生者与死者集于一台，阴阳两界就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作灵魂的对话，从中抒发对故人往事的无限怀念和难以排遣的惆怅。这种匠心独具的幻觉意识和梦境的情节安排，沟通了历史与现实，引导观众在生与死的精神漫游中，对时代、社会和人生进行严肃的思考。作者曾说：“舞台上寥无人影，一片静谧，看起来好像战争把一切夷为灰烬，然而，也有无法付之一炬的东西，那就是人们从劫后废墟中看到的这个幻影。”这种创作模式上的探索让该剧充满新鲜感。

5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尖锐搏斗的岁月。广大日本人民终于宣泄了他们攒积心头的对异族侵入者统治的愤懑。1952年5月1日，数万人成群结队进入禁止使用的东京皇宫前的广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愤怒的群众对抗日美当局的武装镇压，酿成流血事件。大桥干夫的二幕三场话剧《难忘的五月一日》（1952）中，主人公工人小林冲锋陷阵在前，为营救受伤的青年女工中弹，示威游行的工人竞相为小林献血，并同闯进病房的警察奋力搏斗。在警察的干扰下，小林与世长辞，他没有留下一句闪光的语言，却用生死担负历史前行时的光荣与受难。

《难忘的五月一日》把群众斗争的风云、社会时代的变迁与个人的遭际交织一体，更是将气氛烘托渲染得豪迈热烈。作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赋予笔下人物以强烈的英雄气概和人格力量。他们精诚团结，把对生活的顽强进取看作是人生积极存在的一种方式。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是该剧艺术魅力所在，它以清新的笔调刻画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斗争当中正义人性和阶级友爱，这些都在危难中得到复苏和升华。该剧在处理和把握人物性格命运及其相互关系上，十分恰当的场面调动、精到的细节处理以及意蕴丰富的舞台艺术气氛营造，都表现出每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闪光的思想。我们在感受剧本主题呈现的丰富性以及思想的深刻性的同时，也经受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净化。

这种创新也表现在北条秀司的无场次话剧《松川事件》（1959）上。美国在发动朝鲜战争前夕，为将日本作为军事基地和兵工厂廓清道路，大肆镇压日本工人运动，与日本行政当局合谋制造了松川事件。1949年8月7日拂晓前，在福岛县松川车站附近发生客车脱轨事件，美日当局诬陷是国营铁路中的共产党员所为，逮捕了二十四名进步工人。迫于囯内外舆论的压力，这起沉冤终得昭雪。这是一场艰难的胜利，所以，一切描述都必是光明而乐观的。该剧艺术地再现了这桩重大历史事件，从另外一个侧面触摸时代跳动的脉搏，展现动乱年代的深层民族精神，以热烈的内在生命和战后历史痛苦渐进的螺旋脚步，拨动观众的心弦，唤起了人们对逝去的那个年代久远而激情澎湃的回忆。剧作家大胆地采用“散点式”手法，多头绪地铺排各种独立的情节单元，而又使这些单元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该剧没有贯穿性人物，是人物群像和列传式的展览，是开放式的，而不是情节化的。该剧以正直闻名于世的律师冈林正雄为被告的辩护贯串全剧的结构形式，利用投影手法，将舞台分割为前后两半，令观众同时获得两个视角，显出有关松川事件的事实真相。画面给人的感受更直接，也更深刻，带动的真实性却是惊心动魄，丰富和诠释了剧本所提供的主题意识。它一改戏剧拘泥于时间、地点、人物的传统，创造出属于剧中所描述的年代的人物，使他们的一言一行贴合当时历史背景，力求给观众更多的资讯，使他们观剧恍如隔世。舞台上的演员与台下的观众，通过舞台的纵深和幻灯的巧妙剪辑，无需解释的气息交流，达到真正的融合。在总揽全剧结构、突出剧中的心理性场面的前提下，运用了电影等多种艺术元素，并将记录片与舞台、布景紧密结合，展示近景、中景、远景，以无幕次、多场次结构求取时空转换的自由，使剧情发展迅速流畅，做到有戏则长，无戏则短，使舞台空间和时间大为拓展。剧中人物更迭和场景变换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有时充当景物，有时渲染气氛，有时则是人物内心的折射，强调历史苍茫感和表演视听冲击的震撼力，具有很强的舞台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在尾声，通过侦讯员的坦白和良心受到的无情谴责，道出整个审讯的黑幕，宣告了所谓审判是对日本进步工人和工会干部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证实美国19世纪小说家霍桑指出的“最好、最贤明的法律，如不加以维护，也只等于官文一具”，确是真知灼见。

高桥治的三幕话剧《白鸟事件》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以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警备科长白鸟一雄被暗杀为情节线索，揭露警方为配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而制造的白色恐怖事件。这部剧本在场与场的衔接上，采取类似影视叠比镜头的处理方式，具有很强的新鲜感，曾获艺术节剧本奖。

上述剧本虽然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叙事角度不尽一致，但出场人物的人生脉络相近，能融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于一体，将重大主题与生动的人物、丰富的故事巧妙相融，集中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波谰壮阔的历史画卷。

从战后戏剧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来看，单纯激情传达的时代已成过去，社会要求具有一定社会深度和思想内容的剧作。人们在戏剧欣赏活动中，除了领略形式美，更主要的还要求感受剧作家对时代和生活的独到理解。作为现实主义剧作，久板荣二郎的四幕五场话剧《岩头之女》（1952）、久保荣的五幕话剧《日本气象》（1953），受到剧坛的赞赏和好评，标志着战后初期的戏剧创作弥合了战争造成的传衍断层。田口竹男的《文化议员》（1948）、村山知义的二幕五场话剧《死海·第一部》（1952）、矢代静一的独幕剧《城馆》（1954）等，也同样反映出现实主义的复归，隐含着剧作家对生活的新的认识和不同凡响的胸襟和气质。

“世上还得靠金钱。即使是权势，也得在金钱面前低头。只要有钱，能使世界变个样。”这是《岩头之女》主人公大野木清六的生活信条。他以替中央政府主管贷款的经济官僚盖澡堂、修墙、找女人、代为操持红白喜事为手段，获取巨额贷款，企图重振战争期间军国主义扶植的太阳化学公司，并进而争霸一方。剧本透过以矶部滋彦为代表的一批贪官污吏的龌龊人格的形象解剖，深入到社会机制及人的心理世界寻找缘由。该剧有相当深度，对话亦较一般日本剧本简洁，写作手法精练，与剧本内容贴切。特别是第二幕第一场写得相当生动，通过对大藏省课长井之口英造想在战后初期的穷困环境中清廉自守，却被生活的困苦拉向了贪污的泥坑的情节描写，把对更深层的社会根源的质问和思考融入戏中。

久保荣的《日本气象》反映的是一所气象台从战败前夕到朝鲜战争前后的复杂变迁和一系列矛盾冲突。战争期间，该台研究用气球搭载装有细菌的炸弹，利用风力飘向美国本土的方法[15]，战后被美军接管后，则为美军提供气象情报。在战后初期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掌权的旧军人施展种种手法，压制该台的民主生活，如强迫工作人员提出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书面保证，威胁人们撤销向英美等国散发的揭露该台黑暗内幕的声明，禁止开展歌咏活动，等等。作为基层工会负责人的气象咨询主任田代义孝和调查科职员宅间良夫，因带头拒绝提出上述书面保证而被解雇，宅间因走投无路自杀身死。剧本内涵不仅有深度，而且也有力度。这深度、力度来自舞台造型的纪实美感和艺术节奏的明捷舒畅，来自舞台传递的丰富时代信息。在艺术上，人物色彩的搭配和对比，投向生活视野的深度，以及推进戏剧情节的发展和以戏剧冲突推进人物性格的拓展等方面，都较完好地体现了剧作家的艺术风格，评论界认为该剧“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久保荣战后的唯一一部舞台代表作”。

矢代静一的《城馆》，通过四池物产公司总经理佐山昌三同比他年轻二十八岁的妻子惠子，以及惠子同日法混血儿的男演员弗兰索瓦之间的两性纠葛，再加上走红的瘸脚女演员水岛美子同弗兰索瓦之间的暧昧关系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演绎着剧情，刻画了女人与女人之间友情与尊严的较量，男人与女人之间凄艳惨烈的爱情的碰撞交融。剧作家向人们展示了畸恋情人神奇的命运中历尽的磨难和感情波折，描写了对爱情的绝望和对没有爱情的生活的一种逆反心理。日本戏剧评论界认为，这个剧本表达了“剧作家对青春的自我厌憎、不道德行为、自私、自杀、罪恶等感情与行为的纯粹战后青年的观点”，“巧妙地表现了隐藏在战后一代青年心灵深处的厌倦情绪”。[16]在艺术手法上，剧作家故意虚化具体的时代背景，以独特的艺术视角，折射出在社会经济的变化中，道德观念、人际关系以至家庭生活中人们思想深处所产生的变化与纠葛，在人物心理的挖掘和复杂的艺术典型的塑造上有了一些突破，向人们展示了在爱与恨交织的世界里，唯有美好的爱情才是永存的。

村上知义的《死海》，就题材而言是表现阶级压迫的。剧本以1951年前后千叶县铫子南方的一处渔港为人物活动的舞台，描写了由于驻日美军在附近渔场打靶，一方面损害了穷苦渔民的经济利益，同时，还非法逮捕闯入打靶场的日本渔民金兵卫，使他们一家在物质精神两方面遭受着巨大的灾难。这部剧本的艺术风格主要是通过水产仓库工人澄川定行为抗议船主的压迫和剥削而绝食斗争的前前后后来体现的。最初，他们没有广泛发动群众，随着斗争的进展，以外川渔业工会书记金泽敏夫为首的渔民逐渐成熟起来，充分展示了他们许多共性的东西，在经历熔炼后得到了发掘，使剧本负载起光大民族豪情的积极思想寓意。《死海》被誉为村上知义的“战后代表作，并是在众多现实主义剧作中赢得最高评价的翘楚之作”。这是一出既有精彩场面又有精采人物形象的戏剧，无论在情节、节奏还是在台词处理上，都使观众处于兴奋状态，从而产生感情共鸣。作者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激情澎湃的“引言”的运用。以上剧作把艺术触角伸向了人生、社会、历史，以宏大的内涵去感叹命运，瞻望未来。情节戏对节奏要求特别严格，而上述几部话剧共同的特点是整体节奏的处理显拖沓冗长。

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前夕，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日本文学评论家把刻画美国酿成的这场悲剧的文学作品称之为“原子弹文学”。在戏剧方面，崛田清美的三幕四场《岛》（1955）执这类题材剧作的先鞭，真实深刻地描写了美国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悲剧局面，曾获1955年岸田戏剧奖。该剧以50年代初期毗邻广岛的吴市一个小岛为人物活动的舞台，通过身患原子后遗症的中学教师栗本学同木户玲子之间的爱情悲剧，披露了在广岛所造成的血肉模糊的往事。美军的行为时隔若干年后仍在继续折磨当时的受害者。原子后遗症的重压造成了栗本学的感情起伏错位，因同自己学生玲子的情感与追求而经常处在矛盾之中，最后强抑心灵的痛楚，毅然拒绝了玲子姑娘对他的爱情，使人们从心灵深处触摸到一种质朴的感觉。本章所论及的某些剧本台词量非常大，需要用内心体会和表现的抽象的东西也较多，要靠导演和演员充分发挥舞台功能，方可闪现出光彩。熟悉舞台甚至曾粉墨登场的剧作家能写出夺人心魄的剧本，缺乏演出实践的剧作家只好在结构、情节、人物塑造上下大功夫，而这有时可能导致小说化。这也许是个永恒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