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乡土生存境遇：七民族诗人派的成果

从明治到战后初期，日本文化创意领域似乎过于关注大城市里的文化市场，有些忽视为小城镇搭建良性的文化生态结构，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诗坛亦然，疏远了农村。农村题材的诗作虽说不是空白，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诗篇很少。战后，一部分诗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强调以乡土为精神家园的写作，于是，民族诗人派就在乡土文化的尴尬处境和重返民间的迫切呼唤中，以其鲜明风格和直面现实的农村题材实现艺术市场的理性之变。民族诗人派从1958年2月创刊《民族诗人》到停刊，前后一年零四个月，掀起了一场写农村题材的诗歌运动，带着新角度，将人物命运与乡村风俗、人情世故、历史变迁自然融合起来，注入诗篇。其主要成员有松永伍一、黑田喜夫、谷川雁、井上俊夫等人。民族诗人派在自己的《宣言》中表示，反对历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写诗运动，对农村题材诗歌偏重牧歌与田园风光的倾向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单纯地歌颂乡土，情感仍觉肤浅；爱乡恋土之情虽切景，但少诗意。该派植根于当代乡村题材，在贫困而又有着膂力和血性的农民身上，往往承载着该派诗人对人生命运的沉重思考。他们以创作的灵气和深厚的积淀，形象地描摹日本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他们清醒地固守自己的堡垒，致力乡村生活的新发现，有所思考，有所开掘，把当下农村变化的大趋势，通过包罗万象的乡村日常细节极为生动地描绘出来。农村题材创作深深寄托了诗人的倾向和同情心，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日渐收获丰硕的成果。在艺术处理上民族诗人派也有追求，有新意，有特色。农村诗绝不仅仅是具有农村特征的地域性或职业性表象，更不是以城市化为参照去赞赏山野风情。诗作对乡村日常生活引发的生存心理与精神品性的展现，对农村不同流俗的描绘，给人绚烂至极而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莎士比亚曾以变化无穷概括了自然界中美的全部奥妙，但离开生活的任何文学创作，不可能真正发现并进而艺术地表现美的无穷变化。在该派诗人看来，带有浓郁主观色彩的诗，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他们因地域差异，诗作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和千差万别的表达方式，无不张扬出揭开同一性写作帷幕的锐力。该派的诗透露出对农民形象的崭新塑造和对乡土文明意义的崭新阐释。其中，谷川雁的诗以浓郁的九州生活气息及鲜明的地方特色，刻画了他热爱的九州大地和在那里劳动生息的人民，以其鲜明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展示了九州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生存状态。他通过隐喻、象征等表现手法，去捕捉不断变化着的生活，把深情挚爱与对客观现实的描绘交织起来，表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把自己对自然与人的领悟以及日常生活的向往都溶进诗中，以看似信手拈来，而实具有普遍含意的象征性形象体现自己的意念。

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不要去东京》，是来自农耕文化的对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以及都市人对回归自然的向往。我们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能读出诗人对九州农村生活有着相当厚实的积累、到位的体验、深切的关怀。他以历史的熟悉和展示，对农民性格心理的把握与表现，对农村诗歌文体的驾驭和营构，试图在一种大的变化背景的强烈反差中，寻求某种新的审美意识和文化观照。在这里，九州农村不仅仅是一个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固有名词，而且蕴藏着深深的内涵。

从故乡恶鬼们的牙床，

我看到了水仙的泥都，

用波浪般柔和而奇怪的发音：

卖马车吧！买杉木吧！

革命真可怕。

哭肿眼睛的拾柴姑娘，

面向岩石的钢琴，

让新家乡之歌冒烟吧！

在冲破阻力的铁路尽头，

比星星更静的割草场，

快把那绝望的乌鸦轰走。(www.xing528.com)

那里是易碎的玻璃，

不要去东京，

来创造我们的故里。

在使我们屁股发凉的长苔的客厅，

招待船员、农民、车工、矿工，

数不尽的耻辱，一个眼神，

那才是羊齿掩盖下的这个世界的京城。

那才是我们奋蹄的内隐。

——《不要去东京》[14]

黑田喜夫以写梦幻著称。他把思考深刻化和诗意化，以自己的独特文学形象描写深邃庄严的悲剧命运而驰骋于战后诗坛。诗人的笔触绝少轻松愉快，一提笔便永远摆脱不了悲剧的缠绕和诱惑，直指人类的不同阶段的困境与挣扎的主题，把那个时代裸露在日本农村土地上的血与泪揭示给读者，由此赋予他的文字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关农民某些方面的善良与美好的描写，不是单纯地为了颂扬农民的淳朴，而是为了反映农民生活的凄苦，反映布衣荆钗农家女生活的衰微。他的代表作《破坏的起点》以审美视角的独特性和怪诞的笔触，刻画多子女贫苦农民的苦痛。他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山乡生活，诉说农村妇女在无尽的忍耐中那难言的悲哀和承受的磨难。他的诗是他的生命和这块土地的有机结合。

井上俊夫以突兀峰巅的势头推出了《乳房》等一批诗篇，把关注的目光和心态移向乡村土风，着意对这种以“土”为本色的绵延长久的陋习作严肃思考。这种陋习不会因为诗人表现了而更加落后下去，相反，把思考放在贫穷落后背景下展现，更增加它的艺术震撼力，渗透着诗人对农村妇女辗转呻吟在封建礼教折磨下的深切同情。他和农民有着相濡以沫的感情，诗作对农民的生活方式、生命活力和审美趣味的真切感知和微妙把握，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民族诗人派以朴素、率真的笔墨表现了劳动者的善良、淳朴、勤劳、乐观、舍己为人等优秀品质。读者在被征服的激动之后，体会到的是苍凉中洋溢着的生机，大地上的盎然春意以及诗人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情操。那种以山水为对象的田园诗很少出现民族诗人派所展现的戏谑嘲讽后的凝思。

九州大地的悲剧和喜剧、昨天与今天，构成了民族诗人派代表人物谷川雁艺术创作的图景。思考九州地理条件、地域文化和历史传承对九州人的性格、思维、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保持感觉上的泥土性，在熟悉的环境里重温他的内心经验和感情回忆，是他深受这块土地厚重文化滋养的必然结果。以地域文化为主体的艺术内容的开拓，使诗歌因广大农民而呈示了前未有过的艺术容量与艺术意蕴。创作地域文化诗歌，自然要注重描写带有鲜明地域性的特征、生态环境与风俗民情，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表层的文化现象。诗若是只关注农民的精神困境和悲剧命运，而看不到他们精神人格的蜕变和自新，是另外一种典型的错误创作倾向。在这一点上，谷川雁对自己的诗有着清醒的把握。在九州大文化背景下，诗人着力思考的是战后社会变革中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他注重从描写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性格行为去开发绵绵历史延续中承传下来的九州文化。他的创作从人物身上渗透出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和人文精神，从而使诗歌一反那种只看到当时农村的穷困衰落，而看不到农村的历史走向和演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