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研究视角：施工现场安全风险预测新方法

与预测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事故实践相辅相成的是对安全风险(safety risks)相关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安全风险预测方法的研究。传统上，国际期刊上关于安全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关于安全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关于安全危险源的分类和事故调查过程的研究和关于安全态度、安全文化及安全气候的研究。

1) 关于安全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安全风险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典型的集大成者有Heinrich的事故原因模型(Accident Causation Models)［12］和Rigby的人员过失理论(Human Error Theories)［13］，此后众多学者在此研究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发展。

Sawacha等学者分析了影响施工现场安全问题的因素，包括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心理因素、技术因素、程序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14］。Fang等学者指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绩效与组织因素、经济因素、管理者和施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因素相关度很高［6］。Hinze和Gambatese确定了影响专业承包商安全绩效的关键因素［15］。Fang等学者确定了影响施工现场日常安全管理绩效的安全危险源并进行了分类，在提取了11个关键因素的同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1］。Teo等学者发现当存在公司政策不足、实践行为不安全、个人态度不重视、安全责任不清楚和施工人员安全知识培训不足的时候，施工现场安全事故更加有可能发生［16］。Yi和Langford介绍了导致安全事故不同风险因素的组合效果的概念［17］。Carter和Smith认为，目前对安全危险源的识别水平远远达不到理想的要求，并指出安全危险源的识别对于现场安全管理是至关重要的［4］。Blackmon和Gramopadhye注意到现场施工人员似乎常常会把现场的警告当成一般的噪声来对待，这个问题被认为是人的一种固有的缺陷，就是在没有正面反馈的时候无法保持持续的注意力［3］。Jannadi发现如果施工人员和他的合作人员和管理者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并有着对组织的归属感时，安全问题就更少发生［18］。Hinze和Bren利用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iministration，简写为OSHA)的数据分析了由于接触电线而造成的安全危险源［19］。Hinze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造成撞击安全事故的根本影响因素，并指出如何去避免此类安全事故［20］。Perttula等学者比较了施工现场材料运输导致的安全问题，指出使用升降机比人工搬运更加能够提高现场安全水平［21］。

国内学者杨德钦从工效学系统出发，指出施工安全的一级影响因子是施工主体、施工条件、施工对象和施工环境［22］。姚庆国和黄渝祥指出事故的发生可以概括为人的不完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不善四个方面［23］。陈强，陈桂香和尤建新介绍了灾害的定义，指出灾害主要由致灾因子、孕灾环境、灾害事故、承灾体及灾害损失五个部分组成［24］。周直、於永和及傅华从风险形成的机理角度，提出了以项目风险因素、项目建设活动及项目风险损失形式为基本坐标，由笛卡尔积确定项目三维基本风险空间的方法，并且进一步初探了三维基本风险空间在风险辨识及风险评价中的一般数学表达形式［25］。黄宏伟针对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中的特点，对风险发生的机理等进行了讨论，指出由于隧道及地下工程孕育风险的环境，在致险因子的诱导下，就有可能引发各类风险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对各种承载体造成损失［26］。赵挺生等学者对某地区6年来88例建筑施工伤害事故记录进行了分析，采用分层分析方法获得了各类因素导致施工伤害事故的频率［27］。丁传波等分析了我国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致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28］。强茂山等学者对广东省主要城市的建设工程项目安全投入的组成和安全绩效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安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29］。方东平等学者用演绎分析的方法对建筑安全管理的目标和手段进行了探讨［30］。袁海林指出了我国建筑安全事故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存在于制度性因素之中，并用粗集理论对建筑安全指标体系的可靠性进行了检验［31］。(www.xing528.com)

2) 关于安全危险源的分类和事故调查过程的研究

Hinze等学者指出美国OSHA对事故原因的4种分类不足以提供分析事故根本原因的信息，提出了可能的20种分类方法以提供更多的关于安全事故的信息［9］。Abdelhamid和Everett认为施工现场事故的调查缺少确定事故根本原因的重要步骤，提出了一个事故根本原因追踪模型［2］。Chua和Goh发展了一个事件原因模型作为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这个机制包括事故调查的编号信息，有利于在安全规划中充分利用信息［32］。Hadikusumo和Rowlinson讨论了一种工具，用来从安全工程师那里获得关于安全危险源和需要的安全措施的相关知识［33］。

3) 关于安全态度、安全文化及安全气候的研究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安全态度、安全文化和安全气候方面。Mohamed对可能影响安全气候的因素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基于“安全行为是安全气候带来的结果”的假设，建立了相应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验证［34］。Haupt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美国建筑企业安全态度对安全绩效的影响［8］。Fung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香港建筑业管理人员、监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对建筑文化存在的分歧［35］，针对香港顶尖承包商及其分包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针对安全气候的问卷调查，并通过因子分析获得了由15个关键因素组成的指标体系［36］。国内这个方面研究也比较多，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方东平和陈扬从文化和安全的定义入手，结合建筑业的特点，讨论了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内涵，分析了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在企业、项目、项目中层管理者和工人四个层面上的特征和具体表现［37］；黄吉欣等学者从安全和文化两个层次对安全文化的定义和理论模型进行探讨，剖析目前安全文化定义中存在的两个重要分歧，并给出了安全文化模型，进一步明确了建筑业安全文化在社会、企业、项目和员工个人等各个层面上的内容和行为表现［38］；章鑫等学者采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分析了业主的各种不同安全态度及措施对项目安全绩效影响的显著性［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