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洛普·弗莱(1912—1991)是20世纪加拿大著名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舍布卢克,先后入多伦多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194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教授英国文学。曾一度兼任《加拿大论坛》编辑。主要著作有:《可怖的对称:威廉·布莱克研究》(1947)、《批评的解剖》(1957)、《同一性的寓言:诗的神话研究》(1963)、《顽强的结构:文学批评与社会研究》(1970)、《批评之路》(1973)、《世俗圣经:传奇结构研究》(1976)等。他深入地探索了统治西方文化的神话的本质,系统地建立了以神话—原型为核心的文学类型批评理论,为加拿大以及整个世界的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理论思想不断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他的《批评的解剖》等几部主要文学理论著作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在西方文学史和文化史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有少数像博德金这样的批评家在弗莱之前就曾尝试在文学批评中使用原型模式,但是原型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手法并产生巨大影响是弗莱的功绩。应当承认,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特别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原型理论以及早期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运用原型模式的实践,对弗莱有着极大的影响。虽然以德纳姆之见,弗莱在评论荣格的《无意识心理》时形成的一种批评观点后来进入了《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对象征原型的阐述,但是,这并不是说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完全是荣格式的,或完全受制于弗雷泽的人类学影响,因为弗莱不仅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与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和心理学独立开来,而且在建立其原型批评理论的过程中,弗莱虽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基础,但却把对原型的定义从心理学的范畴移到了文学领域,建立了以“文学原型”为核心的原型批评理论。
此外,还应着重指出的是,尽管弗雷泽的人类学和荣格的心理学对原型批评理论的形成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影响的角度和程度是不同的。作为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础,前者是“外壳”,后者是“核心”,也就是说,弗莱的原型批评主要是以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其“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为理论内涵的,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是其神话理论)只是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的契入点或外壳,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只是表层的、导入性的,就像弗洛伊德通过梦发现人的无意识领域的内容,进而建立起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样,弗莱通过神话发现了文学中的“无意识的结构”——“原型”——而建立起他的原型批评。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一般人只看到弗雷泽和荣格的理论对弗莱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弗莱在建立其原型批评时对他们的理论采取了不同的借鉴“角度”,用德纳姆的话说,即“离心的角度”和“向心的角度”[1]所谓“离心的角度”,是指弗莱只是借用他人的一些概念或模式而实质指向不同;而所谓“向心的角度”,是指弗莱不仅借用他人的概念或模式,而且在内容实质上,指向也是基本相同的。德纳姆认为:弗莱对荣格的理论采取了“向心的角度”,而对弗雷泽,弗莱则采取了“离心的角度”。[2]第二,从表面上看,弗雷泽的神话模式理论和荣格的原型理论似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弗雷泽只是在神话中发现了相同的模式,而荣格则说明了这些模式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正如荣格解释了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原型”是怎样保存在整个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反复的,原型批评的兴趣也在于探寻文学中某些反复出现的意象的由来已久的原始意义以及它们是怎样保存在文学经验之中的。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我们才认为弗莱的原型批评是以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才同意罗伯特·戴维斯和劳里·芬克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是原型批评的理论之父”[3]的观点的。至于弗雷泽的理论对原型批评的影响,主要是弗雷泽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发现了相似的神话模式,这对弗莱从整体上考察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有所启发。此外,弗雷泽的那种春夏秋冬季节循环变化与远古神话和祭祀仪式有关的理论对弗莱的原型批评也有所影响。
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仅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评述。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的核心是“文学原型”。弗莱在构建其文学理论时对原型进行了移位,把心理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移到了文学领域,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原先的原型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是投射在意识屏幕上的散乱的印象,这些意象构成信息模式,既不十分模糊,又不完全统一,但对显示文化构成却至关重要。现在经过弗莱的移位,原型成了文学意象,一个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4]。譬如,弗莱认为,有些常见的自然景象,如大海、森林等,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就不能被认为是“巧合”,相反,这种反复显示了自然界中的某种联系,而文学则模仿这种联系。因此,在文学中,一个关于大海的故事就可能有一个潜在的原型模式。
通过转化、运用原型理论,弗莱把一部作品构织成一个由意象组成的叙述表层结构和一个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原型的零乱的提示去发掘出作品的真正含义。弗莱认为原型不仅可以包容而且可以贯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背景的发展过程;一些表面上没有联系的文本组成部分和描写细节构成了一个或多个原型模式,而这些模式又可以反映作品的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内容。
这种原型的移位对于弗莱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试图发现文学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说,去确定文学领域的组织结构。弗莱说:“所谓原型,我是指一个把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因而帮助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的象征。”[5]而原型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不仅发现作品的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而且揭示出连接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原型模式,最终“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而且弗莱认为,人们不可能到文学之外去完成这一任务,不可能用其他领域——无论是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来结构文学。相反,人们必须用归纳的方法来考察文学本身。而弗莱的考察结果显示,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式的,不同类型的文学构成“一个中心的、统一的神话”的不同方面,而在各类文学的具体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原型和模式。
其次是弗莱的“文学循环发展论”。弗莱从前人的理论中,尤其是从生命和自然界的循环运动中得到启发,认为文学的演变也是一种类似的循环。人生有生有死,自然界有日出日落、春夏秋冬的交替更迭,弗莱根据自然界里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规律,归纳出四种原型:
(1)黎明、春天和出生方面,这是传奇故事的原型,狂热的赞美诗和狂想诗的原型;
(2)正午、夏天、婚姻和胜利方面,这是喜剧、牧歌和田园诗的原型;
(3)日落、秋天和死亡方面,这是悲歌和挽歌的原型;
(4)黑暗、冬天和毁灭方面,这是讽刺作品的原型。[6]
弗莱使用这种原型体系去阐释文学的形态。对弗莱而言,有四种类型的文学或四种叙事模式,每一种叙事模式又是一种更大的模式的一部分。这种大的模式,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或者神话英雄的出生、死亡和再生相似:春天与喜剧对应,夏天与传奇对应,秋天与悲剧对应,冬天与讽刺对应;然而冬天过后又是春天,讽刺达到极点又会出现喜剧色彩。文学由神话开始,经历传奇、讽刺等阶段后,又有返回到神话的趋势。因此,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一种循环状态。
最后是弗莱的“整体文学观”。弗莱认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自主自足的体系。在“文学的原型”一文中,弗莱把艺术和自然作了比较,认为文艺批评家应像自然科学家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那样,把艺术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原型批评是作为对新批评的一种反驳而兴起的。弗莱认为,新批评对于文艺作品的“细读”只是解释了个别的、具体的作品,作为一种微观研究,它虽然对发现文学艺术的个别现象和规律有益,但却忽略了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忽略了文学的广阔的结构性,因而不能发现文学艺术的普遍形式和规律。弗莱主张将一首诗或一部作品放在它与作者的全部作品中去考虑,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文学传统中去考虑;也就是说,批评家还必须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必须找到一种更大的范式,去发现和解释文学艺术的总体形式和普遍规律,这种更大的范式就是原型。因此,弗莱的原型批评实质上是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批评模式。当然,弗莱在阐述其原型批评理论时并未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分开,尤其是在其代表作《批评的解剖》一书中,他从五个层面——从微观到宏观——对文学进行了分析,即字面层面、描述层面、形式层面、原型层面和普遍层面。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分析或评述了几百部作品,然而他的兴趣并非要“细读”这些作品,而是要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去研究文学作品的类型或“谱系”,并通过这种研究去发现潜藏在文学作品之中的人类的文学经验。弗莱正是从整个文学现象出发,通过对文学的整体研究,建立起他的原型批评理论的。(www.xing528.com)
总的说来,弗莱及其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
第一,弗莱将文学作为整体来考察,注意观察文学本身的运动发展规律,对我们认识文学的本质、起源、发展和演变有较重大的意义。
第二,弗莱将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考察各种批评之间的关系,而且考察文学批评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这种“批评的解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批评的功用,有助于建立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
第三,作为对新批评的反驳,弗莱将文学作品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使我们能够克服狭隘的思维方式,克服极端形式主义的批评倾向。
第四,弗莱对文学形式的区分,为我们清楚地勾勒出文学形式变化的主流,使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全貌有一个总的认识。
第五,弗莱的原型批评为我们观察文学世界提供了新视角,为我们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新方法。
原型批评理论不足之处首先在于,它认为文学艺术只源于原型,否认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其次,它虽注重文学的总体性研究,但却忽视了具体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审美功能,因此,在弗莱那里,文学作品丧失了个性,至多是原始文化的继承,这显然不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实际;再次,弗莱用自然界的循环规律来解释文学形态和文学发展史,如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与喜剧、传奇、悲剧和讽刺四种叙事模式对应起来,虽不乏创新之意,但实质上,这是用异质同构的方法来整理文学现象,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机械性和形式主义色彩。
[1] 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芝加哥1978年版,第25—26页。
[2] 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芝加哥1978年版,第25—26页。
[3] 戴维斯、芬克:《文学批评与理论:从古希腊至当代》,纽约1989年版,第571页。
[4] 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365页。
[5] 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99页。
[6] 王宁等编:《弗莱研究:东方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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