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弗雷泽（1854—1941），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以研究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发展而著称。弗雷泽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1869年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874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07年应聘担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后回剑桥大学任教直至去世，1914年被封为爵士。主要著作有：《金枝》（1890）、《图腾崇拜与族外婚》（1910）、《旧约中的民间传说》（1918）等。
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12卷巨著《金枝》。在此书中，弗雷泽考察了原始祭祀仪式，发现许多原始仪式虽然存在于一些截然不同的、完全分隔开的文化之中，但却显示出一些相似的信仰和行为模式。弗雷泽引用了大量资料来解释、说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弗雷泽在此书中公开宣称，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究并解释存在于“金枝国王”这一奇异习俗之后的动机和目的。所谓“金枝国王”习俗，根据弗雷泽的考察，是指居住在内米湖畔的古意大利人如何进行王位交接的奇异习俗。根据这个习俗，王位继承人要从一棵圣树上折断一根树枝，然后在一对一的搏斗中杀死老国王，然后才能继承王位。
弗雷泽认为这个习俗是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根据他的考察，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原始部落里，人们对他们的部落首领抱有一种神奇的看法：认为部落和自然界的繁荣昌盛有赖于部落首领的生命力，只要他们的首领强壮而有生殖力，他们的部落就能团结在一起，他们的食物供给就有保障。如果首领年老多病而身体衰弱了，那么庄稼也会如此。因此，当他们的部落首领精力衰竭后就应该被杀死，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他的力量继承下来。弗雷泽认为，从这一习俗中发展出了许许多多的宗教，而所有这些宗教的中心人物都是一位以青年男子形象出现的神。他代表各个季节中的繁衍，尤其是农作物的丰产丰收，因此人们把他的躯体和血液与农作物的两种主要产品——面包和酒——等同起来。这种宗教的核心便是祭奠这位神的死亡与再生。这位神在希腊被称为“狄俄尼索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尼斯”，在埃及被称为“俄西里斯”，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这种吃神的“肉”、喝神的“血”的仪式也成了许多宗教的“相同的模式”。
弗雷泽还认为许多古代神话和祭祀仪式都与自然界的季节循环变化有关。自然界的万物春华秋实，一岁一枯荣，生生死死，年复一年，使远古人类联想到人的生死繁衍，便产生了人死而复生的想法，创造了许多神死而复生的神话传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关于神死而复活的神话和仪式，实际上就是对自然节律和植物更替变化的模仿。”[1]
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神话和祭祀仪式的相似性。也正是弗雷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现才对于弗莱具有启发意义。
弗莱曾研究过弗雷泽，认为弗雷泽是一位知识极其渊博的学者并受到过多方面的影响，如《圣经》研究专家罗伯逊·史密斯的理论（即认为在原始社会中，祭祀仪式先于神话而存在，人们先把他们的信仰表现出来，然后再为它们想出理由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弗雷泽。弗莱认为弗雷泽虽是一位社会人类学教授，但他从未做过任何真正的实地考察工作，他的研究主要是在图书馆和书斋里进行的。因此，对弗莱来说，弗雷泽的《金枝》与其说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古典学术研究著作，或者说是一部可供文学批评家参考的知识性著作。这种对于弗雷泽的著作和理论所采取的“离心的角度”的做法，正如弗莱本人在《无意识的象征》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我没有能力把《金枝》作为人类学的著作来讨论，因为我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关于人类学，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多。……我倒要说《金枝》看起来与其说是一本为人类学学者写的书，倒不如说是为文学批评家写的书更合适。”[2]罗伯特·德纳姆也说：“弗莱看弗雷泽的《金枝》，就好像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或一部多卷本小说。”[3]
弗莱还认为《金枝》的主题是以祭祀仪式表现出的社会的无意识象征，从这一点上说，它与心理学是相关的。他指出：“《金枝》并不真的是关于人们在原始野蛮时代的所作所为，而是关于人类的想象在试图表现它对于最大的秘密，即生、死和来世的秘密时的活动。换句话说，它是一部研究社会的无意识象征的书。它与弗洛伊德、荣格和其他心理学家关于个人的无意识象征（如做梦之类）的心理学著作相一致并相辅相成。令人惊奇的是，弗雷泽的模式与心理学模式是如此吻合。”[4]弗莱借用米尔西·伊利亚德对“金枝国王”习俗的分析，将弗雷泽在《金枝》中所阐述的观点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神圣的国王被神奇地认为是大自然力量的化身，因此，他的死和复活象征着从黑暗、寒冷、不结果实到新生的自然界的循环。国王复活的方式有两种：在部落里，制造一个躯体，把他的神性传给一位继承人，因此他的继承人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种力量以新生的形态的继续。荣格的探索与此相似：自我下降到无意识的底层，与它在那儿发现的黑暗和混乱的力量搏斗，最后作为‘个体’，以获得新生的原来的生命归来。”[5]弗莱认为，死亡和再生的主题是弗雷泽和荣格的共同的主题，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弗雷泽从社会祭祀仪式方面去研究，而荣格则从心理学的“变形象征”方面去研究。
总之，弗莱没有把弗雷泽的著作和理论当作是纯人类学的，而只是从“离心的角度”即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后者的著作和理论，虽受到很大启发，但并没有完全形成理论；只是当他接触到了现代心理学，尤其是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之后才真正形成他的原型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探寻各种制度、各种文化、各种习俗下意识中共时的结构时指出：“假如……心的无意识的活动是在于把形式加在内容之上，如果这些形式在所有的心中——不论古今，不论原始人或文化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把握住隐藏在各种制度、各种习俗之下的无意识的结构方式，再找出一个可通用于各种制度、各种习俗的诠释的原理。”[6]弗雷泽只让弗莱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着相同的神话和祭祀模式这一现象，而未能向他揭示隐藏在这一现象深处的无意识的结构和产生这些相同模式的“原始意象”；而荣格则用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为弗莱找到了存在于文学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之下的“无意识的结构”，为他提供了阐释这些意象结构方式的理论基础。
当然，弗雷泽的许多理论和观点对文学研究也确实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较早运用他的理论的是吉尔伯特·默里（1866—1957）。默里发现莎士比亚剧中哈姆雷特的故事与古希腊英雄俄瑞斯忒斯的故事有许多绝非偶然的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是老国王的儿子，老国王被王族中某个亲属谋杀了，而后这个亲属篡位做了新国王，并娶了王后即他们的母亲作妻子；然后哈姆雷特和俄瑞斯忒斯又都受到神示去为他们的父亲报仇，最后他们不仅杀死了篡位的新国王，而且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们的母亲的死亡。默里深入考察了哈姆雷特和俄瑞斯忒斯两个故事的发源和神话模式，指出，前者出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传说，后者为古希腊神话，两者不大可能为相互影响或相互模仿。因此，默里认为两个故事之后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金枝国王的世界范围的仪式或习俗故事”[7]，换句话说，就是弗雷泽所说的“老国王被新国王、新国王又被后来的新国王所杀”的循环模式。因此默里相信，某些故事和情景“深深地植入了种族的记忆之中，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身体上打上了印记”[8]。实际上，默里使用的“种族的记忆”的比喻就有着心理学的含义，只不过他不是心理学家而未作深入研究而已。这种“种族的记忆”的心理学含义则由荣格发掘了出来。(www.xing528.com)
[1]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7页。
[2] 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芝加哥1978年版，第88、25页。
[3] 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芝加哥1978年版，第88、25页。
[4] 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芝加哥1978年版，第89—90、101页。
[5] 德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论文化与文学》，芝加哥1978年版，第89—90、101页。
[6]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纽约1963年版，第22页。
[7] 吉尔伯特·默里：《诗歌传统》，剑桥1927年版，第228页。
[8] 吉尔伯特·默里：《诗歌传统》，剑桥1927年版，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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