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斯的细读法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应用

克林思·布鲁克斯（1906—1994）是新批评派中最活跃、也是最多产的批评家。1928年毕业于梵得比尔大学，1932至1947年在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学任教，并创办《南方评论》，1947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克斯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批评派的基本理论和细读法批评方法，他为传播新批评、为在美国高等学校中普及新批评做了大量工作。主要著作有：《怎样读诗》（1935，与沃伦合著）、《怎样读小说》（1943，与沃伦合著）、《精制的瓮》（1947）、《现代诗与传统》（1963）、《隐藏的上帝：海明威、福克纳、济慈、艾略特和沃伦研究》（1971）等。

新批评派是一种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尽管如此，该派批评家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形式主义者。布鲁克斯则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主张的是一种形式主义批评。

布鲁克斯对新批评派的一系列核心观点充分加以肯定，并针对他人的攻击予以辩护。他认为，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价”^[1]，“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2]。这种观点就和把文学批评与作者或与读者紧密联系的观点划清了界限。布鲁克斯也承认，作者在创作时会怀有各种不同的动机，或为金钱，或为自我表现，等等，作品可以表现作者的个性；而读者对于文学也有意义：文学作品在读者阅读之前只是潜在的，只有在阅读时，作品才会在读者心灵中被重新创作出来。然而，布鲁克斯认为，尽管研究作者的思想状况和研究读者的接受也有价值，但是它们本身并不是文学批评。因为研究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心理只是描述创作的过程，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结构的研究。而研究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论则会使批评家从作品本身转向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史，而这也不能等同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

布鲁克斯指出，以作者或以读者作为批评的对象必然会涉及相应的评判作品的标准：前者会以作者的“诚意”或意图来判断作品的优劣，后者则以读者阅读时的感受为标准。然而这两种标准在布鲁克斯看来都不能正确地评判作品。例如，海明威曾在《时代》周刊上声称，他的《过河入林》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然而布鲁克斯指出，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大都会认为它不过是平庸之作。而当一位读者读一首诗时读得心花怒放，这首诗是否就一定是一首好诗了呢？布鲁克斯认为也未必。因为读者的感受并不能作为批评的标准，而“详细描述阅读某一作品时的感情活动远不等于为热心的读者剖析作品的本质与结构”。^[3]

无论是注重作者，追寻文学作品产生的根源，还是注重读者，研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都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布鲁克斯断然主张，文学批评就是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至于作者的真正意图，我们只能以作品为依据，只有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至于作者对创作的设想及他事后的回忆都不能作为依据。同样，理想的读者应当找到一个中心立足点，以它为基准来研究诗歌或小说的结构。布鲁克斯所主张的并为之辩护的正是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论的批评立场，这对于现代文本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一种立场把人们的目光主要引向了作品本身，把作品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当然其片面性则在于割断了文学作品与外部事物的联系，这样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作品，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布鲁克斯主张文学批评只应当关心作品本身，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应当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对于一件成功的作品来说，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形式就是意义。”^[4]作品的形式关系包含了逻辑关系，又超出了逻辑关系。从总体上说，文学最终是隐喻的、象征的。显然，他对文学作品的关注最主要的还是对作品形式的关注，而对形式的关注又主要体现在运用语义学方法对作品语言、结构进行分析研究。

他首先对文学作品语言中的悖论和反讽进行细致分析。悖论是修辞学中的一种修辞格，指的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悖论语言成了布鲁克斯心目中理想的诗歌语言：“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5]布鲁克斯进一步把悖论的使用范围从语言扩展到结构，把它作为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基本特征。诗人在创作中，有意对语言加以违反常规的使用，用暴力扭曲词语的原意使之变形，并把在逻辑上不相干的甚至对立的词语联结在一起，使之相互作用、相互碰撞，在结构安排上也是如此。诗意正是在这种相互碰撞、不协调中产生的。

布鲁克斯还用“细读法”具体分析了华滋华斯的《西敏寺桥上作》和唐恩的《圣谥》这两首英国文学史上的名诗，用具体作品作为例证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尽管华滋华斯的诗风朴实无华，然而他的诗作也依然离不开悖论。例如《西敏寺桥上作》这首十四行诗，诗中几乎没有任何逼真的描写，只是把细节杂乱地堆在一起，总的来说只有一些平淡无奇的词语和用滥了的比喻。可是为什么仍被人们看作是一篇佳作，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布鲁克斯看来，原因就在于这首诗写出了悖论情景。伦敦城本来是动荡不安而又肮脏的，可是诗人在晨光熹微中看到了它的沉睡、它的庄严、它的美，这是一种悖论式的情景，这种悖论的特征是“奇异”。华滋华斯使读者看到平常之物的不平常，散文式的事物实际上充满了诗意。

布鲁克斯还分析了玄学派诗人唐恩的《圣谥》，指出贯穿这首诗的基本比喻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唐恩把世俗认为是非圣洁的爱情当作神圣的爱来描写。布鲁克斯认为，一位诗人如果想要把《圣谥》所要表达的内容描写出来，那么他只有使用悖论这一手法。悖论就是诗歌语言和结构的各种平面不断地倾倒，产生种种重叠、差异和矛盾。而这正是玄学派诗人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因此，在布鲁克斯的心目中，玄学派诗乃是英诗的最高峰。

布鲁克斯也十分重视反讽。反讽表示的是所说的话与所要表示的意思恰恰相反。他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反讽是由于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的对立的语言现象。这也是诗歌语言与科学术语的一个根本区别。因为科学术语是不会在语境的压力下改变意义的。但诗歌语言则是多义的，诗人使用的词包孕各种意义，它是具有潜在意义能力的词，是意义的网络。反讽鲜明地表现出诗歌语言的这一特征，反讽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作为对语境压力的承认，它存在于所有时代、所有种类的诗歌中。反讽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地位，一方面是由诗的本体特征所决定，另一方面则为文学语言本身的难控性和经验的复杂性所制约。诗歌需要依赖言外之意和旁敲侧击使语言具有新鲜感。

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克斯对悖论和反讽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常常出现混淆的情况，这本身也说明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www.xing528.com)

对于文学作品的结构，布鲁克斯坚持有机整体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6]“和谐的整体”就是一种有机整体，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华滋华斯和唐恩的诗之所以完美，除了上述谈到的他们运用悖论和反讽这样一些基本修辞手法之外，还在于在他们的作品中，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即每个部分都影响着整体，同时也接受整体的影响。布鲁克斯还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明这种有机整体性：一首诗的种种构成因素是互相联系的，它们不像排列在一个花束上面的花朵，而是像与一株活着的花木的其他部分相联系的花朵。诗的美就在于整株花木的开花离不开茎、叶、根。一首诗的成功，是由它的全部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的。因此，一首诗个别成分的魅力与这首诗整体的魅力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整体型”的效果。在本质上，它可以将相对立的各种成分，如美丽的与丑恶的、有魅力的与无吸引力的等等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整体的魅力。

布鲁克斯进一步指出，结构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作品的内涵、态度和意义进行平衡和协调。结构并非仅仅把不同因素安排成同类的组合体，使类似的东西成双成对，而是使相似的与不相似的因素相结合。结构是一种积极的统一，它不是通过回避矛盾取得和谐，而是通过揭示矛盾、展开矛盾、解决矛盾而取得和谐。正因为如此，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含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

布鲁克斯对于结构问题的论述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因素。首先，他从联系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由各组成部分有机统一而成的整体，看到了各组成部分之间、每个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这是很深刻的。其次，他又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认识结构的原则，把结构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统一。布鲁克斯的这种观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实际上是对兰色姆隔裂构架与肌质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否定。

布鲁克斯还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如，诗的结构是由于各种张力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张力则是通过隐喻、象征、命题等手段建立起来的；文学作品中词语的意义离不开它们的语境；不能用科学的或者哲学的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诗歌并不排除思想，但诗歌中的思想是通过具体情景表现的，等等。布鲁克斯的这一系列观点表明，他对新批评派的基本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他也身体力行，写出了许多用细读法分析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

[1] 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6、488页。

[2] 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6、488页。

[3] 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0、487页。

[4] 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0、487页。

[5] 布鲁克斯：《悖论语言》，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6] 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