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

一般认为，当代西方批评界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家无疑是法国的雅克·拉康（1901—1981）。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又在巴黎大学学习精神分析学，后从事精神分析的教学与医疗工作。其主要著作有：《文集》（4卷，1966）、《自我的语言》（1968）、《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1973）等。

拉康本人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贡献和其理论的局限是比较清楚的。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固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理论上的不完善却有碍于它的传播与发展，必须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对它进行反驳和修正。他作为哲学家，试图借助于结构主义的“科学力量”来修正精神分析学的过分主观性和任意性。具体说来，拉康运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就与人的主体问题有关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无意识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改造和重新阐释，提出了自己的阅读和批评策略。他既反对精神分析学的“医学化”、“科学化”和行为主义，又反对萨特对精神分析所作的解释。

首先，拉康把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霍兰德用“个人交易”的术语来阐释精神分析学的话，拉康则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术语来解释它。拉康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尤其是他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拉康把索绪尔的概念颠倒了过来，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裂，使能指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主要成分——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主义，把侧重点放在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上。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先于语言这一观点。他不仅认为这二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而且还把无意识看作是语言的产物；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混乱的、任意的、无规律可循的，而拉康则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有规律或有结构的，这种结构的规则受制于语言经验。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通过“压缩”和“移置”来表现其内容的，而拉康则认为这两个概念与隐喻和转喻的修辞过程是相似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无意识是一种本能的代表；而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无意识则是语言的一种特殊作用，是语言对欲望加以组织的结果。反映在梦中也是这种情形：“梦具有句子的结构，或者用弗洛伊德书中的话说，是一种猜字画谜的结构，也就是说，梦具有某种文字形式的结构。儿童的梦反映了原始表意文字学的特征，而对成年人来说，它同时再现了符号成分的语音用途和象征用途。”^[1]显然，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一次“语言革命”。

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弗洛伊德主义的重新阐释，使我们有可能探讨无意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无意识并不在我们身体的“内部”，而在我们的“外部”，或者说在我们“之间”，是我们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果。无意识之所以难以搞清楚，倒不是因为它处于我们的意识深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把我们包围在其中。而能说明这种网状体系的最好手段就是语言。由此可见，拉康进行的这场“语言革命”确实打破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可知的神话，为无意识更有效地应用于文学找到了一个中介物——语言。他曾大胆地假设道，如果无意识存在的话，它是不会自行发挥其功能的，而应该通过语言这个“中介物”才能产生作用。而拉康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十分注重语言的中介作用。

其次，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也作了重新阐释。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在早期还没有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界限。这种缺乏任何确定的自身中心的生存状态拉康称之为“想象态”。在讨论想象态和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时，拉康提出了著名的“镜子阶段”的概念。“镜子阶段”指的是前语言期。他认为“自我”在意识确立之前并不存在，所谓意识的确立就是指人有了自我的概念。拉康认为，意识的确立发生于某一神秘的瞬间，这一瞬间他称为“镜子阶段”。镜子阶段这一概念是在猿与人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猿在镜中可以发现随自己的活动而动的东西，但它对自己的发现毫无兴趣；而婴儿却能发现镜像活动与自身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高兴，于是拼命向镜子靠近。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对镜像的自我欣赏说明了婴儿在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际而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概念之前，在语言为他提供“我”这个词之前，怎样开始产生最初的自我概念的。随着婴儿长大，他逐渐发现镜中的形象与自身的同一性，发现前者是随着后者的活动而活动的，进而发现作为主体的他的自身的存在，而他的自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幼儿就从“想象态”转入拉康所说的“象征性秩序”，即预先确定的社会与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结构。

拉康的独创性在于他从语言方面重新阐释了我们在弗洛伊德对婴儿早期发展，尤其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中已经领会了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把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的婴儿看作一种“能指”——一种能够给予意义的东西，而把他或她在镜中所看到的形象当作一种“所指”。婴儿看到的形象似乎就是他的“意义”。这里，能指与所指就像在索绪尔的符号中那样和谐一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照镜子的情景看作是一种隐喻：一方（婴儿）在另一方（形象）中发现了自我的同一体。拉康认为自我是在与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

在文本阐释方面，拉康对精神分析批评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把文本当作探究作家心理或人物心理的线索。拉康通过重新评估语言的作用，对这种传统的批评理论及实践提出了异议。在《论〈窃信案〉》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拉康以对一个具体的文本——艾伦·坡的短篇小说《窃信案》的分析为范例，说明了一种新的结构精神分析方法，并通过这种方法来运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去解释文本的结构方式与作家、人物或读者的大脑活动方式之间的差异。在这篇论文中，拉康未去分析文本的文学框架及作者的种种修辞手段，他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的兴趣集中在关于歧义的传统概念不能解释清楚的一种语言效果上，即强迫重复一种无意识欲望的结构，不断试图给能指注入已经失去了的意义。因此，如果说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注重的是文本和作家的话，那么拉康关注的则是文本、语言和读者。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已经超越了文本阐释的界限，并以一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的哲学成分扩展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话语领域。^[2]

拉康的思想体系十分复杂，他既热衷于精神分析学，又投身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他与存在主义哲学和女权主义批评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代不少学术和思想领域里见到他的足迹。但他主要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是当代精神分析批评的主要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他使精神分析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阶段。(www.xing528.com)

在拉康之后，精神分析批评的现状又如何呢？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当西方文学批评界正热衷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流派时，一批受过拉康的训练或受到他的影响的法国批评家开始再度修正和拓展精神分析学，他们把精神分析批评直接运用于解释社会、文化与思想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女权主义批评家，如埃莱娜·西克苏斯（1937— ）把拉康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批评实践，但并未改变精神分析学的话语模式；但后来有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则运用拉康的话语模式在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提出质疑，并重新思考诸如性别、女性身份等问题。80年代又兴起了“转换生成”精神分析批评方法，其代表人物有吉尔·德勒兹（1925—1995）和费利克斯·加塔里（1936—1992）。德勒兹和加塔里虽然接受了拉康的一些关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阐释，但却与弗洛伊德和拉康观点迥异。为了完全超越弗洛伊德和拉康，他们提出了一种反弗洛伊德的批评策略。他们从三个方面——即揭示压抑和阉割恐惧的本质，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把无意识视为静态的“存在”而不是动态的“生产”，反对把批评置于俄狄浦斯叙事模式的统治中——对精神分析学进行了解剖和反驳，试图“在旧的文化废墟上为当代文化建立起新的理解和话语模式”^[3]。

在80年代，还有一些批评家试图运用俄国形式主义的叙述理论来阐释精神分析过程中的叙述。他们认为，读者必须把“法布拉”（事件本来发生的顺序）和“休热特”（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顺序）区别开来，因为他们像精神分析批评家一样，面临着故事中出现的事件，必须找出事件与原因之间的关系，为重新找到意义而追根寻源。这种观点说明了所有叙述的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通过重建虚构来把握现实。这也是新精神分析批评所要做的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以霍兰德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批评家仍在继续他们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读者反应批评和精神分析学、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和文学批评、第三种力量心理学和文学批评、认知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等。

自从弗洛伊德在1900年发表《释梦》以来，精神分析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这里无法对它作全面的评价，但我们应当正视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和取得的进展，研究它对许多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文艺现象的解释，尽管其中许多解释有错误或失之偏颇，但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作为一种深层的批评模式，精神分析批评不再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层次上，而是进入作者和读者的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开拓文学批评的视野也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精神分析学本身存在的错误，尤其对泛性论和无意识决定论等唯心主义和反理性的思想观点，要以科学批判的眼光充分认识它的消极因素。

[1] 拉康：《自我的语言》，纽约1968年版，第30页。

[2] 拉康的《论〈窃信案〉》不仅是精神分析学发展史上而且也是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它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讨论：德里达曾专文分析或“解构”过这篇论文，巴巴拉·约翰逊（1947—2009）又专文对德里达的“解构”进行了再“解构”；霍兰德后来又专文阐释了《窃信案》，并在阐释中表达了自己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的观点。

[3] 戴维斯、施莱弗：《批评与文化：现代文学理论中批评方法的作用》，朗曼1991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