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精神分析批评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成果

精神分析批评始于20世纪初，有人认为始于《释梦》一书的出版。最早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的是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弟子。早期精神分析批评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欧内斯特·琼斯（1879—1958）。他在1910年就运用俄狄浦斯情结说去研究《哈姆雷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对哈姆雷特的秘密的解释》。从那时起，精神分析批评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纵观精神分析批评发展史并综合西方批评家的观点，我们拟将它分为三种批评模式，即传统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和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本节以及以下两节分别对这三种批评模式予以介绍。

在传统精神分析批评阶段，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传播，作家和批评家们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性欲问题的沉寂，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经验中那些琐细、粗俗和平淡无奇的方面：性欲、梦、玩笑、口误等。在这一阶段，批评家们试图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应用于文学研究。他们通过探索作家的创作过程，力图发现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如瑞恰兹在他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中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探讨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弗兰克·卢卡契（1894—1967）在其《文学与心理学》（1951）中探讨了这两门学科的渊源及相互关系，并花了很大篇幅对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作了详细的心理分析。正如大卫·戴奇斯所说：“精神分析学以两种方式进入文学批评：其一是对创作活动的探索，其二是对作者心理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作者的创作态度、心理状态与其作品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1]

在这一阶段，精神分析批评是与一系列弗洛伊德式的假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艺术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病的表现；艺术家都是神经质的、病态的、精神失调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病态和精神失调的副产品。其次，文学艺术被看作是与幻想或白日梦相类似的东西，被当作作者的幻想投射。根据这种观点，文艺作品便成了艺术家的无意识幻想的象征表现，因而被当作作家的征候来处理，这就导致了作家精神分析学。批评家试图通过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来发掘作者的创作心理。这样，作品的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就设定了。因此，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主要关心的是作者的无意识以及作者的心理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及弟子玛丽·波拿巴对艾伦·坡（1809—1849）的生平与作品的研究。波拿巴把艾伦·坡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当作意象，这种意象是坡以往经历的结果，它们已冲出坡的无意识而进入了他的故事中。换句话说，坡的故事和人物实际上是坡以往经历的投射，是坡无意识幻想的一种象征表现。波拿巴通过分析坡的作品，试图表明坡在童年时代受压抑的情绪是怎样转移到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上去的。令批评家感兴趣的是，波拿巴把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如“压缩”、“移置”等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中，这可以从她对艾伦·坡短篇小说《黑猫》的分析中看出。她认为，小说的叙述者（她认为就是作者本人）恨那只咬了他而被他断肢并杀死的黑猫，这种恨实际上是一种移置，他是恨他母亲的坏的一面；而第二只猫又通过移置作用被他当作了他母亲的好的一面，因为根据坡的描述，这只猫“有一块大白斑虽然不怎么很明显但却几乎遍布整个胸部”。波拿巴认为，这块白斑从颜色和所处的位置都代表了母亲的奶水。

波拿巴与其他早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家的研究完全局限在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上，他们只注意无意识和本能的作用，忽略了意识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文本的形式和审美因素。他们的研究现在看来有很多局限。(www.xing528.com)

这一阶段中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是俄狄浦斯情结。虽然这个概念后来经常受到攻击，但它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被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比如，弗洛伊德本人就论述过《哈姆雷特》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欧内斯特·琼斯也详尽地分析过这一情结；还有批评家运用此概念分析过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的主题。

泛性论对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批评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起不少批评家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男性和女性象征物的兴趣。

[1] 大卫·戴奇斯：《文学批评方法》，伦敦1981年版，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