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艾亨鲍姆的科学实证主义文论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艾亨鲍姆（1886—1959）是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一位著名代表。

艾亨鲍姆出生在斯摩棱斯克州的红城。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军事医学院，1907年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学系学习，1912年毕业。在大学期间，他参加过文格罗夫的普希金讲习班。从1907年开始文学研究工作，1918年加入诗歌语言研究会。1918至1949年，艾亨鲍姆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史，1920至1931年间还兼职在列宁格勒艺术史研究所任教。1956年起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任教。从20年代中期起，他对莱蒙托夫和列夫·托尔斯泰这两位俄罗斯作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杰尔查文的诗学》、《卡拉姆辛》（1916），《民间故事的幻想》（1918），《果戈里的〈外套〉是怎样写成的》（1919），《俄国抒情诗的旋律》、《涅克拉索夫》（1922），《安娜·阿赫马托娃》（1923），《文学透视》（1924），《文学》（1927），《托尔斯泰》（第1卷，1928；第2卷，1931；第3卷，1960），《莱蒙托夫》（1924），《莱蒙托夫研究》（1960）等。

艾亨鲍姆在《“形式方法”的理论》一文中指出：“所谓‘形式方法’，并不是形成某种特殊‘方法论的’系统的结果，而是为建立独立和具体的科学而努力的结果。”^[1]“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由此产生标志形式主义者特点的科学实证主义。”^[2]俄国形式主义在诗学研究上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它与象征主义的根本分歧也正在于此。艾亨鲍姆系统地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特征。

艾亨鲍姆认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并不是所谓的形式方法，也不谋求建立一种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而是要探索一些理论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去研究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征。科学的特殊性和具体化的原则便是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一个。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科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文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他们把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性）作为一种科学考察的对象。他们不承认任何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理论前提，注重事实，强调对文学作品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再像传统的文学家们那样，把研究重点放在文化史或社会生活方面，而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面向语言学，用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现象。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多数是语言学家，擅长艺术形式的语言分析。他们的语言学造诣确实给他们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帮助不少。他们运用一系列语言学、修辞学的概念和术语，如隐喻、转喻、明喻、暗喻、象征、对语、词语、句子等，并把这些概念、术语作为文艺学的重要概念与术语，对文学作品中一系列的语言现象、作品结构、情节和细节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语言学分析和研究，使得形式主义批评具有浓厚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色彩。

艾亨鲍姆在解释形式主义文论时指出，不要把形式主义方法看成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理论体系。因为现成的科学理论其实并不存在，科学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建立真理时存在的。在形式主义者的科学研究中，理论仅仅被视为是一种工作假设，借助这种假设来指明和理解某些现象，而假设本身却可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加以调整。艾亨鲍姆反对形式主义的反对者或信奉者把形式主义体系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系。他强调，形式主义的原则是相当自由的，是可以根据科学的要求加以深化和修改的。其实一切科学都应该如此。他还说明了理论原则与信念之间的区别，原则是需要科学证明的。

形式主义者的科学实证主义态度还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对词语的研究上。他们把词语的复活不仅理解为摆脱词的一切着重强调的意义和任何象征意义，而且，特别是在早期，要几乎彻底取消词语的意识形态意义本身。他们认为，词就是词，首先和主要是它的音响的经验的物质性和具体性。“无意义词语”是任何艺术结构力求达到的理想境界的表现。艾亨鲍姆在《文学与电影》一文里首先分析了艺术的生物学基础，然后指出，艺术实际上是游戏性的，并不与固定的“意义”相联系。“无意义性”与“语言”之间经常不断的不一致——这就是支配艺术演变的内在的辩证法。

根据艾亨鲍姆的观点，通常的有意义的词语，不能够充分表达出词语自身物质的、物的现存性。词语具有意义，就必然要表现事物，表示词语以外的意思。而无意义词语则完全与其本身相一致，它不可能超越自身的范围。它是可以被科学从物理学、语言学的角度加以证实的。

从艾亨鲍姆的整个文学研究工作来看，他更主要的是一位文学史家。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以及后来，他都主要致力于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研究了一大批俄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和大多数形式主义者一样，在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仍然把作品看作是意识之外的现实，在分析各种创作技巧和艺术作品及其结构成分系列时，尽量避免涉及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创作的影响。他们努力在纯粹的和封闭的文学系列内部揭示出艺术形式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必然规律性，存在着一条从作品到作品、从风格到风格、从派别到派别、从一个主要结构成分到另一个主要结构成分的发展道路。无论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不管出现哪些经济的、社会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转折，文学自身的发展总是按照其不可动摇的内在规律，从本身的一个环节走向另一个环节。文学之外的现实可能会阻碍或促进文学的发展，但不能改变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会给这一逻辑增添或减少任何新的内容。

形式主义所讲的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完全不要求发明新的艺术形式，而只是发现形式。艾亨鲍姆在研究莱蒙托夫时指出：“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不是描写的行为，而是一种发现，因为这些形式潜藏于以前的阶段的形式之中。莱蒙托夫当时应当发现的是这样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应成为走出20年代之后形成的诗歌创作的死胡同的出路，并且它已以潜伏的形式存在于普希金时代某些诗人的创作之中。”艾亨鲍姆：《莱蒙托夫》，列宁格勒1924年版，第12页。按照艾亨鲍姆等形式主义者的理论，后来出现的艺术形式创新不是某种绝对新颖的东西，而是现时典范化的创作的先行者，也就是上一时期之前的东西。比如，在普希金时代，丘赫尔别凯的诗中还存在着杰尔查文的创作风格。列夫·托尔斯泰创造的新小说实际上是对18世纪传统的继承。(www.xing528.com)

20年代艾亨鲍姆对俄罗斯文学史的研究明显地反映出形式主义的这一理论原则。他竭力排斥作家的创作个性，作家个人命运的特殊性及其偶然性，以便更清楚地见出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努力清除社会意识形式和现实生活对文学素材的影响，以保证纯艺术形式的探讨。艾亨鲍姆在《年轻的托尔斯泰》一书中，甚至认为，托尔斯泰青年时代日记中的1847年生活计划不是实际活动的真正计划，而多半是作为手法，作为目的本身的计划。他在论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中，把作家之所以以民间生活为主题的原因，归结为是在向文学中已成为典范的体裁形式挑战，是在与经典作斗争时才求助于民间创作的。

艾亨鲍姆在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是用历史事实来检验诗学，而是从历史中选择材料来证明和具体阐释诗学。在他看来，规律性无法在现实的历史中揭示出来，只有理论才给混乱的历史现实理出头绪，弄清其意义。在艾亨鲍姆等形式主义者那里，我们已不难发现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

可以说，大多数形式主义者都是站在这样的原则立场上来分析文学现象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除了艾亨鲍姆以外，还有鲍里斯·托马舍斯基（1890—1957）。这位理论家从普希金诗歌格律的统计分析开始了文学的研究工作，在情节分析等方面有自己特殊的理论阐释。从他的理论出发，任何情节的构成都只有时间次序和因果关系这两个因素。作品随着情节的展开，又需要一系列的细节印证，如结构、求实、艺术等细节印证。在他那里，社会和历史环境等都是为这些已固定了的理论框架服务的。

除了我们已经论及的一些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外，这两个学派都还拥有各自的一大批著名理论家，属于形式主义学派的有：尤里·迪尼亚诺夫（1894—1943）、奥西普·勃里克（1888—1945）、列夫·雅库宾斯基（1892—1945）等，属于布拉格学派的有：谢尔盖·卡尔柴夫斯基（1884—1955）、弗拉基米尔·斯卡里奇卡（1909—1991）等。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角度虽各有特点，但在总的原则上他们都遵循形式主义的理论原则来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俄国形式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反拨而登上文学论坛的，它属于艺术理论上的先锋主义。布拉格学派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继承和发展。在20世纪的一二十年间，当俄苏文坛上盛行着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批评思潮时，他们能够为艺术形式的研究大声疾呼，并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价值是不容否定的。

俄国形式主义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始终坚持文学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力图揭示文学的内部构造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它提出的“陌生化”、“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文学性”、“诗性功能”等理论概念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布拉格学派主要在“语言的功能研究”、“类比方法的运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的结合”以及“对读者的转向”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这两个学派都对文学的艺术形式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们的研究是具体的、深入的，很有启迪性。

同时，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性又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过分夸大艺术形式的作用，用形式来规定文艺的本质，把文学发展规律和形式发展规律等同起来。虽然艺术形式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规律是由社会文化和艺术内容的发展所决定的，艺术形式无法自我规定。此外，这两个学派把语言学研究在文艺学中的运用推向了极端。语言学方法只能是研究文艺的一种手段，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

我们应该看到，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探索是严肃认真的。他们在研究中不断根据事实的检验扬弃、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地开拓研究领域。这种科学的态度是应当提倡的。

[1] 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见《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3页。

[2] 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见《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