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对文学性语言学的阐释

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各布森（1896—1982）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创始人之一，捷克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纽约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之一，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也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

雅各布森早在中学时代就注意收集民间文学语言材料，1914年他完成了在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的学习，转入莫斯科大学，1918年毕业。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他创建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后来在形式主义运动中该小组与诗歌语言研究会合并。

1921年至1939年雅各布森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在布拉格期间，雅各布森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两本论著《俄国现代诗歌》（1921）和《论捷克诗歌》（192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雅各布森流亡美国，在纽约创建了语言学小组，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普通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他著的《普通语言学论文集》法语译本于1963年出版。他发表过一些有关诗学、语言学的论文，尤其是关于诗律学、语法意义、形式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俄国形式主义要创建新的文艺学体系，就必须对文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作出新的解释。

从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传统来看，无论是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还是学院派的批评家，都从文学与其他科学的共同点着眼，主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的任务是为社会的民众服务。因此他们在研究文学创作时，虽不忽视形式问题，却更重视思想内容。雅各布森等形式主义理论家则相反，他们注重探索文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独特性。他们强调，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具体特性，比如，科学有科学性，艺术有艺术性，文学也同样有文学性。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趣味。文学性就在文学语言的联系与构造之中。

早在1921年，雅各布森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都抓了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1]雅各布森批评当时的许多文学史家把文学作品只当成“文献”，结果使自己的研究滑入了哲学史、文化史和心理学史等别的学科之中。

在形式主义理论家们看来，不能从社会生活方面、作品的内容方面去探讨文学性，而只能从作品的艺术形式中去找。雅各布森则更进一步说明，不能从单部的文学作品中去寻找。他认为，文学性不存在于某一部文学作品中，它是一种同类文学作品普遍运用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文学研究者不必为研究作品而研究作品，更不应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肢解作品。文艺学的任务就是需要集中研究文学的构造原则、手段、元素等等。文学研究者应该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把它们抽象出来。

例如，在评论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时，研究者不必对小说内容加以概括，或者从某个固定的原则出发在小说中寻找证据，也无须从形式的角度，根据小说的上下文来研究《复活》自身的结构和语言特色，而是需要在深入分析小说文本的基础上，从语言学的方位探讨《复活》的内在构造原则与同类叙事作品的构造原则之间的联系，把《复活》变成一种传达语意的手段。

雅各布森等形式主义者如此看重文学性的探讨，强调艺术形式的分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文艺学只有从形式分析入手，才能达到科学的高度。因为对作品的结构原则、构造方式、韵律、节奏和语言材料进行语言学的归类和分析，就如同自然科学一样，较为可靠和稳定，很少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相反，如果从作品的内容展开研究的话，很容易受政治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左右，文艺学很可能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的阐释者。艺术内容是不定的、可变的，随着阐释者不同的解释而赋予不同的意义。艺术形式则是固定的、不变的，可以而且容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所以，俄国形式主义者坚信，文学研究者只有把握文艺的本质，从事形式分析，才能达到科学的境地。雅各布森干脆声称，现代文艺学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词语从意义中解放出来。文艺是形式的艺术。(www.xing528.com)

雅各布森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在早期活动中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之后，始终努力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文学性。从他对文学性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到，雅各布森由俄国形式主义经布拉格学派，最终到现代结构主义所留下的探索的足迹。

雅各布森指出，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他从分析诗歌语言入手，把诗歌放置在语言的交际环境中加以探讨，试图从语言功能上来阐释文学性，说明诗歌语言的特征。雅各布森认为，如果说，造型艺术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视觉表现材料的形式显现，音乐是具有独立价值的音响材料的形式显现，舞蹈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动作材料的形式显现，那么，诗便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显现。他的意思是，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叙述外在世界的事物，而在具有表达目的的诗歌语言（词）的形式显现。换言之，“诗的功能在于指出符号和指称不能合一”^[2]，即诗歌（文学）语言往往打破符号与指称的稳固的逻辑联系，而为能指与所指的其他新的关系和功能（如审美）的实现提供可能。在此意义上，他认为“一部诗作应该界定为其美学功能是它的主导的一种文字信息”^[3]，就是说，诗歌语言虽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应以“自指”的审美功能为主。在美国期间，雅各布森发表了《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一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语言六要素、六功能说，认为任何言语交际都包含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代码六个要素，与之相应，言语体现出六种功能：如交际侧重于语境，就突出了指称功能；如侧重于说话者，就强调了情感功能；如侧重于受话者，意动功能就突现了；如侧重于接触，交际功能就占支配地位；如侧重于代码，无语言功能就上升到显著位置；只有言语交际侧重于信息本身，诗的功能（审美）才占主导地位。这里“信息”指言语本身，当言语突出指向自身时，其诗性功能才突现出来，其他实用功能才降到最低限度。

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诗歌的诗性功能越强，语言就越少指向外在现实环境，越偏离实用目的，而指向自身，指向语言本身的形式因素，如音韵、词语和句法等。他在《隐喻和转喻的两极》一文中，把诗歌分为两类：隐喻与转喻。他认为，在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转喻结构居支配地位。这类作品注重情节的叙述，环境的描写，通过转喻来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是指向环境。如俄罗斯的英雄史诗中转喻方式占优势。而浪漫主义的作品则以隐喻为主导。它们一般很少通过清楚地描写事物的外在具体特征，来直接表述某种意义，而是尽可能地把要表述的意义隐含在诗的字里行间，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去赏析。这类作品有俄国的抒情诗等。雅各布森认为，在隐喻类的文学作品中，诗性功能强，因而文学性也就较强。

在具体分析诗性功能时，雅各布森仍然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依据，把语句的构成放在选择和组合这两根纵横交错的轴上来加以分析。选择轴近似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纵组合概念，即语句中排列的词是从众多能够替换的对等词语中选择出来的。组合轴则基本等于索绪尔语言学的横组合概念，也就是上下文之间的联系。雅各布森指出，诗性功能就是要把对等原则由选择轴引到组合轴，形成诗句的对偶。其实如若用中国文学的话来说，就是对仗。

雅各布森分析诗的语言，目的在于探索诗性功能所赖以生存的诗的结构。他努力寻找发音和意义上对应、语法功能相同的词语，寻找由一行行对称诗句组合而成的诗节，并由此发掘诗的内在结构。雅各布森在诗学理论上的独特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研究为后来结构主义诗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罗斯诗歌》，布拉格1921年版，第11页。

[2] 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06页。

[3] 转引自《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