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非理性与语言论转向

当代西方文论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非理性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

首先看“非理性转向”，这主要是就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文论同古典哲学一样，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理性主义并无根本冲突。早在古希腊，人已被看作理性的动物，人能认识和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人对神的依附、盲从、迷信被人对自身理性的发现和肯定所替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而且也无限增强了人对自身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17、18世纪西方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始终占据统治地位。那个时代，人本主义与科学或理性主义完全一致，理性原则可以说正是人本主义的核心尺度。文论也一样，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论到19世纪初的黑格尔美学，贯穿于其中的主线也是理性主义。但19世纪起，随着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理性主义开始衰退，叔本华、尼采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问世，使传统的人本主义与科学、理性主义之间出现裂痕，为20世纪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埋下了伏笔。进入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和文论中非理性主义逐渐占了上风。这就是所谓的“非理性转向”。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文论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尤其不足以认识人类无限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世界；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一个远大于科学理性范围的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领域，如处于自觉意识阈限以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像情感、直觉、无意识、意识流等等。当代西方文论，主要是人本主义文论于是继承叔本华、尼采的思路，把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人的非理性方面，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如克罗齐、柏格森对直觉的推崇；弗洛伊德、荣格对无意识领域的开拓；卡西尔对“隐喻思维”的重视；苏珊·朗格对作为“前逻辑”方式的情感和“生命形式”的注意；海德格尔对“先行结构”的强调和要用“思”与“诗”把语言从逻辑和语法中“拯救”出来的努力；伽达默尔“合法的前见”的提出；姚斯对“审美期待视域”的解释；德里达要“涂去”概念的逻辑表达方式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挑战与突破，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张扬。这种“非理性转向”，给当代西方文论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和更新，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拓展。

其次是“语言论转向”^[1]，这主要是就科学主义文论而言的。“语言论转向”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大的转向。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是什么”。针对这一质询，各派哲学分别从各自立场作了回答，从非常具体的水、火、土到相当抽象的“数”，这是他们对世界本质的基本看法。到17世纪，欧洲哲学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人们所说的“认识论转向”。在此“转向”上，哲学由对世界本质的探询转到了人认识世界何以可能的探询。在这时，“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哲学的真理由自明转为了有待证明、有待检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这一“转向”中起到了带头人作用。他认为，对一切公认的传统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用理性来加以批判，这一哲学立场成为对经院哲学推崇信仰的反拨，也成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经历“认识论转向”之后的欧洲哲学，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侧重于追问“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则侧重于探询“我们是怎样知道的”，两者各有特色，但都已将“认识论”作为研讨的重点。

由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哲学，在欧洲17至19世纪的两百多年间成为哲学的主潮。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由于受到索绪尔理论的启迪，更多地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相关，西方哲学逐渐由认识论轴心转到语言论轴心。1915年，罗素在一次演讲中就宣称，以前在哲学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大多只是语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学的问题。^[3]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在1918年出版的《普通认识论》也表达了类似见解。他在1930年发表的《哲学的转变》一文已隐含了“语言论转向”的提法，认为这种转向“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4]。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蒂编选了一部论文集，题目即为“语言论转向”，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5]。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语言论转向”问题在学界已有了自觉。

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使得它的立论基点与前大为不同。17世纪以前的哲学更多关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似乎弄清了它，其他疑难都可迎刃而解；认识论的哲学关注“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它要求在对世界作出判断以前，应先对认识的可靠性和可能性作出回答；而语言论的哲学则关注“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它对前两类问题并未简单否定，但强调要先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语言论转向”首先体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接受、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新批评派也集中研究作品的“文本”和“肌质”，即其中的语言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结构主义超越了新批评执着于单部作品语言技巧分析的局限，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而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

“语言论转向”在当代人本主义文论中也有所体现。早在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文论中，就提出了美学等于语言学的新观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看成人的生存的家园，认为诗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去神思存在；伽达默尔同样也把语言置于解释学文论的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非理性转向”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文论中，“语言论转向”主要体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但这只是就大体而言，并不是绝对的，这两个转向在两大主潮中常常交叉重叠，很难截然分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两个转向在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巨大覆盖面和普遍性。(www.xing528.com)

上面，我们对当代西方文论作了简要的客观审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元发展，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态势的具体表现，一是流派繁多，本书将要涉及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1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更迭迅速，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盛时期的周期更短，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文论、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等作为流派存在时间都较短，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时间跨度长一些，但高峰期也不过几年，很快就被其他流派所取代；三是许多流派之间既有尖锐冲突，又相互交叉、重叠、影响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如荣格就既是精神分析学的代表，又是原型批评的奠基人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容纳了众多流派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前期是结构主义者，后期成为解构主义的中坚人物。总而言之，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可以用“纷纭复杂”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正因为如此，就特别需要我们时刻注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变化，对其中每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都要以清醒的目光、科学的态度，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和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还有人认为当代西方文论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诚然，当代西方文学艺术与文论有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吸收人类一切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成果来丰富、充实、发展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并不代替文学和批评的具体研究，但它能正确地指导我们进行文学和批评的具体研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本书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分析当代西方文论，努力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下面，我们将对当代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与思潮逐一加以评介。

[1] linguistic turn，直译为“语言学转向”，本书采取王一川的译法“语言论转向”，详见《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3] 罗素：《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伦敦1915年版，第1—4页。

[4] 洪谦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5] 罗蒂编：《语言论转向》导论，芝加哥196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