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两次重要历史性转移

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第二次则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

19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占主流地位的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有种种不同，但在研究重点上却完全一致，即都以研究作家为主。譬如浪漫主义文论强调天才和“主体第一性”，因而主要关注作家的创造性想象、灵感等；现实主义文论虽然把艺术真实性放在首位，但通过对作品的研究，还是把批评的重点落在作家身上；实证主义则更关注作家的生平、传记等方面的研究，试图与其作品互相印证。

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一开始仍然延续了上述研究重点，如象征主义、意象派和表现主义文论就是如此；精神分析学批评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如弗洛伊德把作家的作品与作家童年、少年时代的心理乃至病理历程结合起来研究，以后者来解释前者；直觉主义和意识流文论，仍然重点研究作家的心理、意识活动。

但是，从二三十年代起，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派的崛起，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开始发生悄悄的变化，即从以作家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作品研究为主。如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不关心有关作家的生平与心理；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两方面的联系一刀切断，只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本身；到了结构主义，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罗兰·巴尔特声称，作品诞生后，“作者死了”，作者意图与文本无关。

关注的目光从作家到作品，这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重点的第一次转移。(www.xing528.com)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在重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如英伽登认为读者也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创造，萨特也对读者的再创造给予高度评价。结构主义文论后期也开始注意读者的阅读问题。到六七十年代的解释学和接受理论，则完成了当代西方文论第二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作品文本转到读者接受上来。这个转移到解构主义文论达到顶峰。

20世纪文学理论研究重点的这两次转移不只是研究对象或重点的偶然转移，而且反映了文学观念的历史性、根本性变化。每一次转移的结果，导致对前一种研究思路和格局的总体性扬弃，从而引发整个文学观念的全局性变革。正如美国文论家汤普金斯所说：“由于把重点放在读者方面往往会先销蚀、后来又破坏客观的文本，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家就越来越致力于重新界定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起初只是重点从一部文学作品的叙述者向它所指的读者的一次小小的转移，结果却变成了世界观的改变。”^[1]不仅从文本向读者的转移是如此，第一次转移也是如此。这两次转移既体现了整个文学活动中“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三个主要环节的逻辑顺序，也显示了20世纪西方文论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

[1] 汤普金斯：《读者反应批评·引论》，见《读者反应批评》，纽约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