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幸福感分析”是认识城市发展的基础
从较为笼统的视角看,城市社会学在观察思考城市与人的关系时大致可归为两个取向:第一个取向是“城市”被过分地放大了。于是,相关的研究在“句法结构”上大多是运用“城市对……的影响”“城市化过程中的……”“从城市发展看……”这一类叙事方式,很有些“城市为实论”的味道。第二个取向则是将人置于主体的位置。强调他/她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能动性建构起来的,城市的面貌是他/她们价值追求和实际行动的反映。我们显然更想以第二种取向作为城市研究的出发点,这是因为,从“以人为本”或“城市为名”的角度看待城市发展,更能体现出人文、建构的分析优势,更能接近被观察的社会事实。正基于此,“幸福感分析”构成了反思城市发展的基础。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实际上是有认知和行动能力的。他/她们既受到城市既有规范的制约,也具有突破这些界线从事知识再生产的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他/她们依着“情境”而不断地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这些特性,实际上就体现在人们对城市生活“幸福”与否的感受、认知和由此产生的行动中。正是他/她们的认知、需求和行动刺激着城市的变迁,构成了“城市化”深层的文化意义,而不是习以为常的“现代化”“工业化”的意义。
城市研究要有文化取向。这样才能透过城市发展的表象,揭示城市人行动的意义。“幸福感分析”为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及其感受,揭示人们行为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找到了理论分析的入口。它也实现了几种关系的有趣“连接”:
“幸福感分析”是一个具有突破二元思维对立的文化概念。它不同于区分城市/农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城市中心/城市边缘等,也保持了对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他者”化倾向必要的敏感。
“幸福感分析”将个人、社区、社会透过时空间的脉络连接起来。它将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研究变得更加多元,呈现的城市人生活也更加丰富而生动。它整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四大领域与个人日常生活互动的感受,将个人与社会、过去与现实等联系起来,满足了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研究者的需求。
“幸福感分析”打破了学科的界线。无论是社会学或是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它们都在文化取向的理念下实现越界的思考与知识融合。在研究方法上也突破了质性研究与定量测量研究之对立的可能。
我们期望的城市研究,不正是想看到这样的图像吗?“幸福感分析”为了实现城市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
对“幸福感”,在我们的研究中它显然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它是个体与群体、心理与结构互动的产物。它具有如下的特征:首先,它是以事件性/客观事实为起点的主观体验,包括情绪、感受和精神状态等。这样,关联性特征也会变得十分重要。幸福感是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状态与价值取向及其均衡生活的连续性。所以,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持续自我批判又会表现在其中。“幸福感分析”当然不会是心理学的任务,而要站在社会学的视角去加以认识。
总之,“幸福感”同眼前的快乐和长远的利益有关,同一种美德、智慧也有牵连,同外在的占有、获取、消费与内心的期望有联系,它也同真实的实现与虚假的想象相连。它是主体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结果。遵循这样的思维,城市发展规划也就会随着取向的改变,使其关注点不仅仅在于物,还在于人,在于人的不同需求。人们的幸福感是多样而有差异的,城市发展就该体现出这种多样、生动与差异。因此,关注生活世界,关注多元文化,关注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取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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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明华(1951—),男,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徐伟(1979—),男,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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