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对城市发展的挑战

二、“幸福感”对城市发展的挑战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概念的确是对应农村社区而存在的。其重点绝不在于仅仅呈现了两种类型社区的基本面貌，而是要呈现从传统到现代、“落后”到“文明”两种有差异的发展问题，要建构不同文化的优劣等级。这样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来了，是谁为什么会制造这样的城乡知识?对这样的知识有没有必要提出质疑?

讨论还要从城市化说起。虽然关于城市化的想象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如何都隐含着如下一些基本的判断，城市化具有强大的优势:对土地需求减少;生产和消费集中;人口高度密集可节省教育、医疗、供水、通讯等很多设备、设置、服务的费用;有更大的减少机动车的潜力;城市文化生活丰富;社会经济发达。这些描述至少表达了这样一些“吸引人的城市魅力”:城市代表着先进、发达、消费生活丰富多彩、服务完备、环保节能，是人类获得和享受幸福生活的场所。

然而，城市的图像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不妨以幸福感调查的结果作为例子，继续沿着见仁见智的思路走下去。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样一个篇幅中不可能对调查结果作更多的分析，只是想从几个方面就幸福感与城市社会管理、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初步的讨论。

首先，看一下困扰和制约市民幸福感的“收入”问题。“收入”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第一，收入的多少当然与职业相关。在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重要指标的社会中，一个理想的职业的确是社会身份的象征符号，实现个人价值的体现以及个人自信心和成功感的标志。当然，它也是个人获得理想收入的条件。第二，收入也能为不同等级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保证。尤其是在城市不断地被描述为消费文化的理想场所时，收入的多少更成为迎合或被排斥在消费主义浪潮内外的必要条件。不断增大的物质消耗、物质上的享受，不仅引发了消费中的身份隔离，还引发了关于“吃”的担忧，“住房”的压力以及心理上的“失衡”和环境污染等。(https://www.xing528.com)

其二，再从制度层面上引人关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来看对城市的想象。享有医疗卫生制度服务的问题与城市人的幸福感紧密联系。对这项社会服务政策的享有状况既可以看成是有关社会融合与排斥的社会安排，也可以看成是市民自我社会定位的结果。因为，医疗服务的享受情况同市民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政策的取向有极大的关联。对医疗服务的依赖与占有情况，还可以作为测量市民处于城市发展政策中心或边缘位置的指标。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的社会融入或社会排斥，市民的幸福感当然是不同的。

其三，生存空间总在表达着社会意义，它同市民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城市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给人们提供交往的社会空间，相反，却随着不同物业小区的建设产生了新的空间隔离，加速着人群的分化和社会群体间的排斥。看看，城中村、城市周边地带、经济适用房小区、高尚社区、传统单位制院落的“名称”与“位置”，社会分层的空间化就显现出来了。城市空间没有作为平等参与的场所，却给人们带来并强化着不平等的文化。与之相联系的就是住房，这些为市民奋斗的水泥建筑物、想象的私人空间、保护隐私权的需求，反过来却也制约了人们之间有益的交往需求。钢筋水泥的“现性化”特色，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自然感、生动感和人性化的取向。

其四，身体、心理和社会是在同一个系统内互动的。市民的心理状态是城市生活的体验和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社会处境都会影响到个人的心理状况以及个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心理的紧张感、疲劳感、负重感表达的其实是其社会能力、社会身份的高低、制度安排的中心与边缘位置、社会参与的多少、社会网络的强弱。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都会在这样的格局内享受或承受着不同的利益与压力。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成员也会因时间、个性、文化理解、情景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

面对城市人幸福感的状况，人们开始质疑，城市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在怎样的运作模式下完成对人们的“规训”的。只要了解城市发展史的人都会见到过这样的两幅对比强烈的图像:农民/农村——简单、停滞、生活节奏慢、生产力低下、落后、小农经济、物质文化生活贫乏;市民/城市——多元、先进、丰富、快节奏、效率、高科技、物质文化生活丰富。这样的意识形态图像又是由谁完成的呢?从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看，关于城乡对立的图像是由掌握知识的人完成最初的知识生产，再经社会化的过程将这组“标签”传播给大众继而实现城市文化的统识，最终使人们完成自我规训的。可见，在知识生产中权力的使用同样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