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对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影响

一、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影响

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仅有十几年，还远没有形成一种系统而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其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及其广泛的适用性已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治理理论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

促进政府治理理念的重构，实现善治:信息社会加剧了市场竞争和政府间的效能竞争，对政府治理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并实现善治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政府治理的理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强调的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战略创新等;政府治理内容更新，由过去以实物形态为中心的静态管理转变为以信息、知识、人才为中心的动态管理，由过去行政部门和上下级之间的直接管理转变为纵横交错的网络化、信息化的矩阵式管理，整个社会组织强调以政府治理为中心的“离散型管理”;政府组织由传统的直线职能式结构，向小型化、灵活化、矩阵网络化组织结构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然政府力量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纠正市场的失灵，那么市场力量也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防止政府的失败。实践中，用市场机制改造政府或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商采用市场的方法或非市场的方法，并在公共组织中确立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益的激励机制。政府应该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大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重塑新型国家和社会关系:治理理论要求打破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把对社会的有效管理看成是两者的合作过程，要求共同承担责任。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就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重新定位政府统治与公民作用关系的过程。在治理理论看来，治理的成功实施离不开一个繁荣、活跃的公民社会，离不开政府能够释放出公民组织的自主管理能量，因为公民组织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所以，治理理论要求政府放松对社会的过度管制，逐步授权给社区、公民，大力发展公民自治组织，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承担一些政府做不到、不宜做的事。(www.xing528.com)

(二)治理理论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消极作用

治理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作用的倾向不适应我国国情:变革全能型政府治理模式，政府向社会放权，需要有相应的权力承接体。这些权力承接体是在公民社会不断发育、社会自治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等在内的社会组织。我国目前的这些社会组织无论在其发展规模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十分有限，没有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其二，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各种问题纷至沓来，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弱化，政府过于仓促和无序的简政放权，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而且极易导致社会生活的紊乱，或给某些非法势力以可乘之机。

治理理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观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冲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集体主义取代家庭主义传统，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倡导要把集体放在首位，以集体为重。这意味着对于处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可以也不可能照抄照搬治理理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治理理论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弱化国家主权的可能性:治理概念的产生及其运用也使人隐约觉得它的反政治倾向，这并不是因为它力图用“治理”取代“统治”的传统话语地位，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治理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提出，而不遗余力倡导治理的也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鼓吹经济全球化、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经济组织。这其实反映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权力与日俱增，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旗号下，跨国公司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且逐渐控制了政治话语的主动权。“没有什么比公司扩张的过程更能削弱公共领域的基础，抽取政治话语的精华了^［2］。”而且，“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公司的统治，在这种公共领域中，华丽的奇观和声色犬马取代了严肃的政治讨论，取代了真正的民众参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