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和欠款案件占比超10%，涉外离婚案件占比接近8%

三、案由情况分析

民事案件案由数量的多寡可以说明当时社会的民事关系复杂与否，进而能侧面地反映出当时公共租界内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从表5-2可以看出，1940年度涉外民事案件共有55个案由之多，有婚姻纠纷（离婚、撤销婚姻）、票据纠纷（票款纠纷）、侵权行为纠纷（赔偿损害）、债务纠纷（欠租、欠款等）和亲属权纠纷（收为养女）等等，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公共租界内社会情况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表5-3

②本表格中的案由，全是从《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民国二十九年度民事涉外案件报告书》统计而来，有些案由可能有重合，但为了真实体现当时法院对案由的划分情况，故在统计中并未作合并处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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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3的排序归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在全年339件案件中，欠租、借款、迁让、离婚、欠款、欠租迁让、赔偿损害、货款、票款和加租等案件所占比重居多，欠租案件尤甚，共60件，占全年案件数量的17.69%；借款案件次之，迁让和离婚案件再次之。从表5-3的案由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欠租案件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上海公共租界的租房业非常发达，房地产较为繁荣。1939年11月，除租界外的上海都被日本占领，上海租界俨然成为一座“孤岛”。由于战乱，上海公共租界涌入了大量逃避战争的难民或富商。1940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中曾统计过人口数量，“公共租界之户口（约计）本年度共有外侨59970名（包括住在界外马路者在内），华民人数未详。”“战事发生以来，地方情况迄未恢复常态，华籍居民，仍流动无定，而尤以迁徙于两租界之间者为多，户口究有若干，因此不能有精确统计。本年度公共租界内之华民人口，似仍在200万至250万之间。”⁽²⁵⁾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公共租界房地产业带来了发展机遇，“1939年公共租界每月平均建造304幢房屋，平均价值176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11%和15%”。⁽²⁶⁾但是，公共租界内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也无法满足房客对房屋出租的需求，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1937—1941年孤岛时期，租界人口激增，对房屋需求迫切，房荒现象也随之出现。”⁽²⁷⁾

与此同时，出租房业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房主与房客之间的欠租纠纷，房租问题已经成了公共租界内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字林西报云，工部局解决公共租界内房租问题所将采行之手续，与法租界房租调查委员会之手续，有所不同，此点昨晨（24日）已有工部局总办兼总裁费利溥予以证实，据称，今为时过早，不能言定局方情势之人员，将取何种步骤云，查工部局近曾宣布考虑房租问题，而负责局员已从事若干程度之调查工作……为从多方面进行调查，然后向行政机关及司法团体提供适当建议，以应付已臻严重程度之房租问题也。”⁽²⁸⁾最终，工部局为了规范解决租金纠纷，稳定租界内社会秩序，于1941年12月专门设立了房租纠纷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工部局法律处，日常工作也由法律处人员承担。委员会由主席1人，委员4人，秘书1人组成，人员包括工部局董事及法律处处长等。”⁽²⁹⁾

另一方面，欠租、迁让等房租案件占了特区法院涉外民事审判中的大部分，这样反常的情况引起了学者对房租案和民事诉讼法之间关系的思考，提出了对诉讼法改良的意见。如时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法律顾问的法国人宝道认为：“四、上述之观察，非为法律上之争执辩论，其目的在表示目下急宜注意公众利益以编订法律，盖编订法律非仅为理论之结构，其规定宜合于逻辑及法理之原则以增进民族之福利也。五、倘能变更民诉法，使关于房租或迁让之案件，虽在上诉，亦可依职权执行，则一切关于房租案之不满表示将自止矣。”⁽³⁰⁾

（2）公共租界的资金充足，资金流动较快。借款案件的纠纷占全年案件的10.32%，欠款案件则占7.08%。“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地区已稳坐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宝座。上海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上海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³¹⁾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金融行业颇为发达，借贷等金融行为频繁，资金流动也较快，由此导致了在涉外案件中借款和欠款所占比重较大。在这类案件中，被告多数为中国人，原告大部分为外国人，由此可以说明在当时公共租界内，外国人的经济实力和条件普遍强于中国人，究其原因主要有，首先，外国人活跃于租界内工商业。“根据1935年旧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人的职业资料，在38915名外国人中，除了职业不明和失业者合计2万余人外，其余大部分人是从事工商业。例如，当时在工业项目下的有3346人，商业项目下的有3848人，银行保险业项目下的有440人，合计7600人，几乎占据了就业总人数的半数。”⁽³²⁾其次，外国人把持了租界内所有行业的重要或高级职位。“实际上，这些外国人不仅就业有优先被录用的权利，而且还有垄断旧上海租界中的一切高级行政职位的权利。在旧上海一百余年的整个时期中，尤其是租界之内，几乎所有掌握行政实权而且收入优厚的高级职位，都是由英、美、法、日等国的外国人担任的。”⁽³³⁾

（3）公共租界的涉外离婚案件数量较多。涉外离婚案件全年共27件，占全年案件数量的7.96%，仅次于欠租、借款和迁让案件。其中，离婚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几乎是外国人，主要以俄国人、德国人和无国籍人为主，也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离婚的现象。离婚现象说明了中西文化中婚姻观念的差异，在英美国家，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离婚必须经法院判决方有效；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婚姻与道德、家族捆绑在一起，强调妻子从一而终，“视离婚为丑事，视为人离婚为缺德。强调夫唱妇随，重视夫妻间的白头偕老和家庭的稳定，而不主张双方的离异。婚姻表现为双方人身的终生依附和占有”。⁽³⁴⁾离婚将受到家庭甚至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双方为维护家庭声誉和稳定，而不敢贸然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