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澳门路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近代法制基础

二、澳门路的上海公共租界近代法制基础

上海澳门路的产生、命名、建设和发展都与上海公共租界相关的近代法制联系在一起，是这一法制的产物。然而，这些相关法制却是以上海公共租界的近代法制为基础，不是以中国传统的法制为基础，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上海公共租界的这一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上海公共租界地域、自治机构、法规体系结构和语言等。

1.上海公共租界地域的产生和发展

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制是世俗法制，属地性很强，必须在一定范围的地域内才能存在和实施。在租界产生以前，中国所有地区都使用传统法制。这一法制在世界上有较高的地位，是五大法系之一。然而，它是礼法结合，主张等级名分，以不平等为前提，竭力维护包括君权、父权和夫权在内的等级特权，与近代社会要求的平等、公正、自由、人权等相违背，不能在上海公共租界中使用。上海公共租界要适用近代法制，建立近代社会，首先要有一块建立自己近代法制的地域。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五口通商章程》的直接恶果之一是于1845年出台的《土地章程》。该章程有23条，内容涉及英租界的地域、租地程序、居留地居住格局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确定了英租界的地域，东靠黄浦江，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第二年，又划定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其面积约为832亩。⁽¹⁹⁾英租界便在这一地域内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近代法制了。

上海出现了英租界以后，美国根据不平等的《望厦条约》的规定，也在上海取得了租界。1848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到上海，先在苏州河北岸地价低廉的虹口一带广置地皮，设立教堂，然后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提出把虹口一带作为美租界的要求。当时，吴健彰作了口头承诺。1863年当英、美两个租界合并成为上海英美租界时，美国领事熙华德与上海道台黄芳正式商定了美租界的范围。⁽²⁰⁾美租界地域的出现，也为其建立自己的近代法制创造了条件。

上海英、美租界出现以后，又有扩大。1848年英国领事阿利国利用“青浦教案”，向新任上海道台麟桂提出扩充英租界的要求。在他的压力之下，麟桂与其签署了扩大英租界地域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英租界的西面从界路（今河南中路）延伸至泥城浜（今西藏路），北面从李家庄（今北京东路）推进至吴淞江（今苏州河），净增土地2000亩。1863年上海英、美两租界合并时，土地面积多达10676亩。甲午战争以后，上海英美租界的地域再次扩大，即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从虹口租界第5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为止，再从此划一直线至周家嘴角。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更名为上海公共租界后，又有一次扩张，使其面积达到32110亩。⁽²¹⁾随着上海公共租界地域的扩大，颁行近代法制的地域也随之扩大了。上海澳门路就在上海公共租界不断扩大的地域中诞生，在这一地域中生存的近代法制中发展起来了。

2.上海公共租界的自治机构的建立

上海公共租界的法规也需有相应的机构制定或认可。它们也是上海公共租界近代法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一机构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自治机构。它们独立于华界，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单独行使自己包括立法权在内的自治权，使上海公共租界成为国中之国。这些机构包括：领事、工部局、纳税外人会等。

1845年的《土地章程》已经确立了上海英租界自治机构的雏形。它确定英国领事是上海英租界的自治者，有权决定租界内的事务。它规定，英国以外国家的商人要在租界内建房、租房、屯物等都“须先禀明英国领事得其许可”；租地人如果“欲设船夫及苦力头目”，也“须陈报领事”。同时，英国领事还有司法权。它规定，英国领事“倘发现有违犯本章程之规定者，或由他们禀告，或经地方官通知，该领事均应即审查犯规之处，决定应否处罚”。⁽²²⁾(www.xing528.com)

1854年上海英租界又建立了工部局。这是一个租界内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下设工务、财政、警备、防卫、电气、卫生、运输、公用事业、学务等二十余个常设委员会和普通教育、捕房特别调查、特别电气、宣传等十余个特别委员会等机构。它们均要行使租界内的各种日常管理事务。工部局就是上海英租界内的自治管理机构，如同一个政府。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后，工部局的性质仍然没变。⁽²³⁾

1854年，上海的英、美租界还建立了租地人会议制度。它要决定租界内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包括：规划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筹集各项事务的费用、决定开征捐税、审查工部局的账目等等。⁽²⁴⁾实际上是租界内的一个议决机构。1869年上海英美租界还进一步把租地人会议扩大为纳税外人会（又称“外人纳税会”、“纳税西人会”），是租界内成熟的议决机构，起了相当于议会的作用。它通过会议形式来行使其权力。这种会议又分为年会和特别会议两种。年会是每年举行一次，时间一般在4月初，议决一些重大事项，其中包括：预决算、捐税、选举地产委员会等等。议决问题需经过投票方式确定，本人不能出席会议的，还可以委托其他代表代为投票。特别会议讨论的事项只有两项，即审批工部局所制定的法规附则和决定租界内重大紧急事项。它的召开时间无定期，出席人员也只要达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²⁵⁾上海英美租界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以后，纳税外人会没变，仍然行使着它的议决机构的职能。

上海公共租界有了自己的自治机构，就可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行使立法权，制定适合租界需要的近代法规，走法制近代化的道路。在这里还须提及的是，这些自治机构中的主要成员都是洋人而非华人。工部局由其董事会行使权力，重要事务均由其决定。董事会成员由纳税外人会选举产生，实为英国人所控制。其下属的各个机构中，一些重要职员无一不是英国人，包括消防队长、警察长、义勇队长、卫生处处长、工程处处长、财务处处长等等。据统计，在董事会所任用的1076个职员中，英国人就占了965个。⁽²⁶⁾在纳税外人会中更是如此，全为洋人组成。入会成员的条件是：居住在公共租界内；拥有500两纹银以上价值的地产，或每年所付租赁房屋的金额计价在500两纹银以上；每年缴纳的税金在10两纹银以上。根据1930年的统计，上海公共租界内共有洋人36471人，其中符合这一条件的仅为2677人。⁽²⁷⁾纳税外人会实际只是一个洋人的富人俱乐部。以后，虽然华人纳税的数量不断增加，甚至超过了洋人。“据一般估计，华人所纳地税，当亦占公共租界地税总额百分之六七十”。⁽²⁸⁾可是，华人仍在被拒之列，无法加入此会，成为议决人员。洋人在自治机构中控制了权力，一方面利于制定符合他们意志和愿望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利于移植近代法制。上海澳门路就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地域及其所产生的近代法制条件下，出现和发展起来了。

3.上海公共租界近代法制体系、结构和语言的使用

有关澳门路的一些相关规定只是上海公共租界整个近代法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整个近代法制为基础，以这一法制为依托。没有这种基础和依托，不可能造就与澳门路相关的规定，也不能建成澳门路这条近代道路。上海公共租界的近代法制突出表现在它的近代法规体系、结构和语言等一些方面。上海公共租界在20世纪初以前就已基本建成自己的近代法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除了有土地章程外，还包括有治安、邮政等一些内容。而且，每个法规都有自己具体的调整对象。1893年施行的《工部书信馆章程》所涉及的内容就包括有：邮资、邮票、存款账户、邮件规格、书信馆的责任、姓名和地址的书写、投递时间、客户意见、挂号邮件、变更地址等等。⁽²⁹⁾这一近代法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在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中，基本上都不是独立的部门法法典，而是诸法合体的法典。这是一种不发达的法律体系，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近代法律体系有天地之别。

上海公共租界的法规结构是一种近代的法规结构。首先，它采用的是近代法规的称谓。比如“章程”等。除了《工部书信馆章程》外，还有1901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式新房建造章程》和1903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治安章程》等都是如此。中国传统的法律则不是这样的称谓，而是称为律、刑统、通制等等。其次，采用近代法规款、条的排列方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容稍多一些的法规中，都采用近代的款、条排列方式。《公共租界工部局治安章程》就采用了这种近代法规的排列方式。⁽³⁰⁾它共有25款，款下设条。第一款为“西客栈及大餐馆”，下设11条，内容为：不可顶替他人执照、查验酒的人员和方法、开闭馆时间、转租、不准留宿的情况、不准滋事赌博等等。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中，没有这种近代的款、条结构，只有条的排列。第三，采用近代法规款标的做法。《公共租界工部局治安章程》即采用了这种做法。它的每一款都有款标。比如，第二款为“大小弹子房”，第三款为“驳船”等等都是这样。中国传统法典中没有采用在文中设款标的做法。这种近代的法规结构只在近代法制中才会出现。

上海公共租界的近代法制还使用了近代的法制语言。1903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就大量使用近代的法制语言。比如：“原告”、“被告”、“审问”、“拘送惩罚”、“一经查出照例惩罚”、“禁止虐待牲畜”、“不准燃放爆竹”、“不准将垃圾倾倒路上”等等。⁽³¹⁾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中则不是这样，使用的是传统的法制语言，如“十恶”、“八议”、“官当”、“笞”、“杖”、“上请听裁”等等。

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近代法制条件下，有关澳门路的相关规定应运而生并不断得到实施，成就了澳门路的近代道路。没有这一近代法制条件，不会制订出与澳门路相关的规定，也就无法产生出澳门路的近代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