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文字史料的价值和问题

文字史料及它们的问题

　　本卷的几位撰稿人讨论了他们所依据的史料的价值和缺陷，并且说明了某些材料的重要意义和问题。关于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及其偏见的总的评价，关于对秦汉史研究现有史料的探讨，请读者参阅一批现存的著作。 总的说，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必然几乎只能依靠中国正史特有形式的史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求助于其他的文字材料，以确定这些正史的编纂者所依赖的文献，检验它们的叙事是否准确，考查它们的可靠性的问题，或者权衡它们的意见和判断。

　　然而，我们所说的三部正史——《史记》和前、后《汉书》——的篇幅和性质可能稍许减轻这些困难。这三部著作都不是出之于一个作者或编纂者之手；不同部分的卷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起草的；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在估计它们的准确性或正确性时能有相当大的价值。因此，批判性地处理材料要求持谨慎的态度。

　　三部著作的叙事范围决不是一致的。《史记》意在写成一部直至作者时代以前的人文通史，因此在进行论述秦汉两朝之前涉及了帝国以前许多世纪的内容；它不包括西汉的全部记载，叙事至公元前100年以后不久。这三部正史都没有把新莽王朝当作一段应该同样享受一个虽然短命、却被视为合法的王朝尊重的完整时期。《后汉书》中还没有相当于其他两部正史记述西汉世系表部分的那几卷。

　　必须记住，三部正史的不同的作者根据略为不同的观点撰写，而且离所描述的事件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史记》的创始人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年）以偏爱某种形式的道家思想而著称，但其子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前86年）却没有这种偏爱；后者负责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最后在受政治耻辱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的一生。《史记》现存的卷中有几卷经过他人的增补，为的是弥补很早就已知道的一些缺陷。《汉书》由班彪（公元3—54年）开始撰写，他的关于君权形式的论文是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文献。这部著作主要由他的儿子班固（公元32—92年）完成，然后由班同之妹班昭（公元48—116？年）撰稿作了一些补充。《汉书》还收了诸如马续（盛年期约公元141年）关于天象的文章和刘歆（死于公元23年）的一篇在秘府收集的书目的节略。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们一直认为《汉书》的编纂者在撰写前汉开始的100年的几卷时广泛地取材于《史记》；但是也有人争辩说，两部著作的有些部分却存在相反的写作过程——《史记》中有些早已佚失的卷已被现有的文本所补充，这些文本是根据《汉书》的相应部分编成的。 最后，现存的《后汉书》实际上是一部合成的作品，它的本纪和列传由范晔（公元398—446年）根据更早期的材料写成，而其中的志则是司马彪（公元240—306年）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写出。

　　在这三部正史中，《史记》和《汉书》对中国的历史写作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不但是因为它们为以后的历史树立了结构形式，而且也由于它们的优美的文笔，因为它们作为鲜明有力的文章的样板，一直被人们所钦佩和模仿。在这两部著作中，《汉书》的作者喜爱古文学，有时还使用一些古词。在论述同一题目的相应的卷中，《史记》的文字与《汉书》的文字往往相同，只是偶尔有一些语言上的微妙差异；在出现差异的地方，《史记》反映的是当时使用的语言，而不是一心去模仿陈旧的文风。两部著作都包括一些生动的、甚至是戏剧性的段落：如项羽的最后一战和死亡及李陵英勇地深入中亚的记载，或者爱冒险的旅行家通过兴都库什山的描述。两部历史还收了一些来自官方或皇帝决定的枯燥的声明或严肃的公告，以及国家文献的提要。

　　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正史都缺乏因果的意识。此外，它们一般缺乏某些类别的报道，例如，皇帝、诸王和显贵人物等家族的家谱中所收的妇女的参考材料就没有男人们那样完整。象所有的正史那样，它们对京师政治事务的报道占绝对大的比重，而对于地方性事件的叙述则比较少。

　　计量的材料只是偶尔散见于各处。因此，只存在公元2年和140年两次年度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公元2年的一次所收的是从帝国1577个县中选出10个县的数字；选择它们大概是因为它们的面积非常大；关于其他县和其他时期的材料，我们有时得到的可能是一种浮夸的报道。精确的数字——例如人口登计数、可耕地面积数或秘府藏书的卷数——可能是根据实际算出的，因此除去文字错误的因素外，它们可能要比例如交战军队规模的约数更为精确。

　　现在可以举出一个特定的例子，从中看出正史的一个特有的缺点是缺乏外部材料的制约。这就是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这方面的材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

　　在某种程度上，《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历史记录可以被当时或稍后的其他文学作品所修正或补充。不象历史陈述那样有具体意图的哲学著作往往能使人洞察当时中国施政者的动机，而对伦理价值的讨论很快会变成适合于一个皇帝或官员的指导思想。写成了一批著作，用以详尽阐述当时的或理想的制度。有的后来被收在典籍中，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有的出于备受尊敬的学者如蔡邕（公元133—192年）或应劭（约死于公元204年）之手，现在令人遗憾地只存有残卷。少数专门为批评时政或生活方式的完整的专著或论文（如前汉的《盐铁论》和后汉王符的《潜夫论》）具有巨大的价值；它们可以用来纠正或支持这些正史中的某些比较概括的叙述，或者有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最后，有的汉代诗人以丰富的比喻暗示了朝廷的理想或期望，并且热情而详细地描述了两都的壮观景色；另一些诗人则尖锐地提醒我们注意黎民百姓在他们的政府手中所受的苦难。

　　直到近期，秦、汉两朝的独立档案材料几乎完全限于在西北防线文武官署所拟定的文书的残件。这些木、竹残简最早在1900至1915年斯坦因到中亚探险旅行期间在敦煌附近的遗址被发现。在1927至1934年斯文赫定进行的中国瑞典联合考察期间，更大量的约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期间的残简在居延附近的遗址被发现。 自1972年以来，这些残简又被可能证明是更有价值的材料所补充，因为这些材料包括了又是在居延遗址发现的一批完整的文卷。

　　除了这些来自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残缺或完整的文书外，约自1960年以来大量材料已在中国中部的某些考古遗址发现。这些文书包括簿册或法律条文。它们可能涉及在其他地方未予阐述的官方活动和公共生活；它们可能来自较低级的政府机构，其决定还没有重要得需要收入正史之中。在这类新发现的材料中，有的是属于专业性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早就被人遗忘，尚待作出完整的解释。

全部的这些文书尚未见出版。由于分布的时间和地点不均匀，而且它们的发现全靠考古学家的机遇，这些文书作为确定帝国政府法令实际贯彻程度（特别在下级政府）的一种手段，具有巨大的价值。此外，这些档案材料的发现也许可以用来证实过去历史学家的正式记载或者一部公认的历史文书的精确性，就象在墓葬中发现的文学作品的版本可以惊人地证实我们公认的版本的可靠性和检验其精确性一样。(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