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理论及其理想蓝图与现实状况

3.继续革命理论

那么，毛泽东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逻辑是怎样的呢？核心仍然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除了义务论之外，还有现实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那么，面对这样的现实，有道德理想的人们应该采取什么行为呢？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www.xing528.com)

通过义务论、现实论和主动革命论，从而形成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基于这种理论，1966年，红卫兵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口号鼓励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农村，从研究机关到学校，几乎所有原来精英集团的成员都被罢免了官职，而在1968年以后，包括红卫兵在内，都被赶到了生产第一线，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不断革命论是毛泽东依据理想蓝图和现实状况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他的基本想法是：要让精英团体的成员保持艰苦奋斗，永远是一名清官；同时，要让老百姓感觉，官僚们不是高高在上的阶层，而是和自己融为一体的贴心人。要让官僚们具有这样的道德品质，就必须让他们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因为在现实中，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另一种机制来保证精英团体成员永远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仅仅靠道德说教是不管用的。

所以，首先从实现大同世界这一角度来看，毛泽东非但没有违背传统道德规范，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对此进行了空前绝后的社会大实践。他不仅要压抑本性层次上对私利的追求，就连家庭、邻里层次上的“私利”，比如“孝顺”，“和气”等等也都成为批判对象。通过批判和压抑，完成从低层次利益向高层次利益的“超越”，本来就是孔子的道德体系的特征。对红卫兵的“六亲不认”的行为，在习惯于“直观思维”的中国人来看，是违背传统道德的，但从逻辑思维来看，不但不是对传统道德的叛逆，而是遵循传统道德的一种结果。

而正因为毛泽东他把传统道德规范的实践搞得太彻底，也就是说，境界提得太高，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太认真、太诚实了，超越了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所以，给人们一种“假，大，空”的感觉。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就是这样一种实际效果。为了消除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恢复社会常态，在1978年之后，邓小平才运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拨乱反正，才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指引人们的经济和生活。经过这一番矫正之后，人们回到了用现实生活标准来判断自己行为的状态之中。

如果历史发展的逻辑是这样的话，我们自然会深思：当我们今天提出重建道德时，它的实质内容应该是什么？

孔子说：做人处事全以利益考量，就会招致许多怨恨。（里仁篇第四，4.12）

孔子说：君子帮助别人完成善事（成人之美），不帮助别人完成恶行。小人则正好相反。（颜渊篇第十二，12.16）

孔子说：我听人说过，君子济助别人的穷困，而不是增加别人的财富（而不是帮助富人增加财富）。（雍也篇第六，6.4）

很明显，在孔子那里，推行传统道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理想王国，那么，为了这一目的，在处理“自己”与“他人”这个核心问题时，人们必须抛弃利益得失，更不能不让富人有机会扩大他们的财富。如果今天在讨论道德理论方面的重建和道德实践时也主张“以他人利益、人民利益为重”，这是不是意味着还要让人们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在生活实践中再来一次彻底的舍身求善？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在革掉人们的官欲方面与传统道德有不同之处。1967年以后，由于“当权派”都被打倒，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所以，1978年之后，恢复权威和官僚体系成了当务之急的事。但这并没有花多少时间。特别是随着高考的恢复，读书当官论迅速占有支配地位，而当今政府也是一个高学历的精英团队。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要主张重树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的中国传统道德的话，其内容又是什么呢？也许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会不会大大违背一般老百姓所期望的“反贪，反腐，反对官商一体所带来的垄断”？

还有，就毛泽东的革命形式而言，一般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无限上纲，残酷打击，而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恶劣的东西。实际上，这些特征，首先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然后可以追溯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历代朝廷斗争，也可以追溯到农民起义的破坏，最后还可以在《论语》中发现，孔子对于自己信念不同的人，也是大打出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革命形式也没有违背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