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孔家店：纽约的文学革命与激烈批判的展开

1.“打倒孔家店”

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军事失败，赔款割地，在国际上受辱。这深深伤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而西方工业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的掠夺和破坏，也使中国的国力衰败。同时，西方企业家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海外留学活动，逐渐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中国的传统道德。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五四时期的革命现象：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胡适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批判“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推崇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萧伯纳的戏剧，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和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而吴稚晖提出“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概括一些学者的见解，五四运动在道德精神上有着这样的内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要想唤醒中国人的两个要点是，第一，人是人，不是奴隶，更不是牛马，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唤。第二，人是个体存在物，不是国家的附属物，也不是家族的附属物：这是个人主义的呼唤。这两者强调的重心不同。人道主义关心的是老百姓吃饭问题，个人主义关心的是个体独立、生命自由的问题。而以上的这些代表人物更多强调的是个人，突出个人。因此运动的旗帜是易卜生，尼采，而不是托尔斯泰，马克思。强调人（人道主义）与强调个体（个人主义），其价值内涵是不同的。这一点使五四的新文化先驱者常常陷入困境。他们宣扬尼采，但尼采本身是个极端的贵族主义者，极端蔑视下等人，与人道主义完全背道而驰，而五四文化改革者最关心的大众。于是，五四思想家在谈论尼采时，本身就陷入矛盾。结果，多数知识分子只接受一种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他们在现实问题面前无法解释个体存在价值的合理性，更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于是，便发生“梦醒来了无路可走”的悲剧。呐喊一阵便偃旗息鼓，很快地从提倡走向沉默，然后走向破灭。

概括地说，五四运动在三个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特征^[3]。(www.xing528.com)

第一，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不但孔家店必须打倒，极端者更倡言汉字、线装书、国画、中医、武术、京剧等一切固有文化都必须废弃，甚至认为：我们中华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

第二，它把全面移植西方文化视为革新中国的唯一出路。陈独秀断言，若要革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路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国新”不妨和‘欧化’雷同，即使极端的崇外都未尝不可。中国非走西方的路不可。

第三，虽然打倒孔家店盛极一时，孔子思想、儒学传统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深刻影响却依然如故。比如鲁迅就意识到，若无广大民众的响应，那么，发动革新社会、再造文明壮举的猛士精英，都难免会像夏瑜那样，在未曾唤起社会觉醒之前就被黑暗的社会吞噬。鲁迅力图寻求到一条促使阿Q、祥林嫂们觉醒起来的途径。而他的结论是，必须根本改造由历史凝结在民众心底的国民性：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