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设想,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这样的道德论,要在西方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普及,就需要一些社会些条件,比如市场机制的成立和经济发展。那么,在西方,这些条件形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呢?对这个问题探讨,表面看起来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关,但实际上意义深刻。因为,现代经济肯定不是从我们中国开始的,而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是模仿外国而来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一定移植了许多促使市场经济成立和发展的条件以及方式。而这种移植一定会震撼中国,一方面带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冲击原有观念。如果说我们今天感到压力、困惑、不安和不满,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追根溯源,看看把我们置于这种状态的罪魁祸首是什么。
如果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明白,现代经济发展起始于欧洲,然后传到美洲和亚洲。如果再看仔细一点,最先起于英国,然后传到欧洲大陆,传到美国,传到日本,传到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传到了中国。这真有点近似于宇宙大爆炸理论所描绘的图画,从英国这一个点起爆,尔后波及世界。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波及形式是什么呢?应该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那么,这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可以想到的是贸易扩大和资本输出,工业技术输出。这些东西都是硬件,那么软件呢?比如说,经营技术,会计制度,还有传教士的宣传等等。在这之中,自然也包括了西方文化的传播。
前面已经提到过,现代西方社会恶善的更高层次标准是“经济发展”。这与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想法如出一辙。我们可以猜想,这是邓小平从中国被侵略的历史经验(这也可以被看做西方价值观传播的途径之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法国,七十年代末从日本所感受到的真谛[15]。为什么说这是真谛呢?因为这种标准的确立也是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www.xing528.com)
理论上讲,道德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出于政治目标的需要。所以,政治目标改变了,道德体系也应该有所变化。就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道德标准变化的状况来看,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首先引申出中国政治目标的改变。这意味着可以用“发展”来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恶善”标准。第二,在道德方面,这种变化主要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意味着,在处理自己和他人关系这个道德核心问题上,可以容忍“先己后人”。正因为有这种变化,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才敢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而这种“恶善”标准的变化在道德实践上的意义在于,允许富人存在。富人的出现刺激了人们的想象,从而有了要过富人生活的“非理性”,由此带来“小人”的大量出现,最后通过这些“小人”的活动,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
当我们通过道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链条,对中国经济发展追根溯源、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上寻找起爆点时,我们自然会鸟瞰西方世界。当临空向下俯瞰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欧美只是“大爆炸”以后的痕迹,在“大爆炸”以前,欧洲和美国与我们现在的亚洲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有先进国家,也有奋起勇追的国家,还有一动不动保持落后状态的国家。以下就用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麦克法兰先生的眼睛来还原“大爆炸”以前的西方世界,找出一些引起世界经济“宇宙大爆炸”的有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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