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道德论的起源和发展:从本性到理性
如果舍去基督教的影响,那么可以说,在古代,中西方的道德体系都是差不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道德的起源和变迁,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解释。
有人对于现代的道德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道德起源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德性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态度。现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之后,传统道德就失去了根基。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虽然从古代和中世纪继承了道德遗产,但是,社会形态的变化使原本与古代道德观念相一致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复存在了[8]。
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论有三个因素。第一是自然人性,第二是具有目的的人性,第三是把自然人性改变为有目的的人性。也就是说,未受过教化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本性和真实目的的人。如果他们接受教育,就能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本性,并会按照道德标准行事,杜绝罪恶。
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孔子虽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理论化,但通过《论语》有关“小人”和“君子”的区分,教育在培养“君子”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可以看到,这些都与西方一般所谓的野蛮人、文明人以及传教士所发挥作用的想法是一致的。如果,人类早期都按照本性生活,不需要道德论,也就不存在是否有合乎普遍道德规范的问题。这时的人无疑是“野蛮人”或“小人”。在漫长的生活中,人们的精神活动活跃起来,犹太人、希腊人、中国人都开始了自己的精神创造,力图把现实生活引向精神思想中的理想生活。这就开始了人类文明的启程,有了幸福观,有了道德论。不依照这些道德规范行事,依旧按照本性生活的人,当然就被称为“小人”或“野蛮人”。然而,从发展历程来看,“君子”或“文明人”,都是立足于原来的“小人”或“野蛮人”之上,导入了道德规范之后的结果。(www.xing528.com)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道德论的成立有两个决定条件。
第一,人们的本性生活。这主要指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对物质的追求。因为无论你是否遵循道德规范,你都得在物资层面上过“小人”或“野蛮人”的日子。正因为人们还活着,繁衍着,才有可能遵循道德规范。所以,一个社会有“君子”“文明人”,就一定还存在着“小人”“野蛮人”。因为仅从一代人的发展过程来说,新生儿应该都是“小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论的成立与教育休戚相关。随着教育的开始,“小人”的比例开始下降。但是,不管道德论多么强势,也不管道德教育多么普及,终究还是有拒绝教育,始终如一的“小人”。另外,如果社会上出现“小人”得志的状况,也会使有些人回到“小人”的状态。
第二,道德论是否被一般人所接受。因为精神创造一定是来自于某一个或一小组人,他们的想法得不到推广,道德论就无用武之处,也就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合乎道德论的价值观。所以,合理性,正当性,等等都成为必要前提条件。
然而,这里更想强调的是新的道德论自身产生的前提条件。从以上的精神思想的变化倾向来看,正因为道德论具有可变性,新道德论才可能产生出来。因为,既然道德论是一种精神创造的产物,那么就一定有再创造的可能。如果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结论,中国两千多年保持同一道德论的现象说明,中国文人在精神再创造方面不具优势。相反,西方人有一些优势。这也许因为思考方式上的不同。在道德发展史上,与孔子几乎同一的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被基督教所采用,成为左右社会的普遍东西。可是,随着宗教革命的发生、一些旧的宗教概念被否认,西方就开始了在道德论方面的精神再创造。首先是人文主义被再创造出来。以后便是基督教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也被推翻,有了尼采这样具有再创造性的代表人物。具体地说,在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那里,人的本性被认为是最原始的、未开化部分。所以,文明开化就是树立理性,让人们的精神到达一个较高的层次,即成为有道德的人。而尼采,并不是作为一个原始人,而是作为一个哲学家,通过理性,重新把人的本性高高举起来,砸碎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道德论,由此,开始了一种崭新的道德论的建立历程。不过,尼采的想法,由于不顾及他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很难被一般人接受,所以在尼采和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道德论还需要再一次被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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