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个人追求：道德困境与超越

2.中国历史上的个人追求

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像尼采那样把人放到生物层次，鼓励对各种物资追求的道德论呢？实际上，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宗教伦理所作的论证里面，已经能看到鼓励个人追求的痕迹。

孔子要求大家为了实现大同世界而压抑自己的欲望。以后，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性本善，仁义礼智为人心所固有，如果陷溺于物欲，则“失其本心”、“放其良心”，人就不善了。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儒学加以改造，从此在中国确立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核心地位。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发挥孔孟学说，将人欲与天理、情与礼对立起来，把人的情和欲看作为万恶之源。有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托，可以再嫁否？程颐回答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认为人的欲望违背天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这种观念和欧洲中世纪宗教的禁欲论非常相近。

然而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有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比如，李贽反复阐述“人必有私”。肯定人的私心，肯定老百姓的商业活动。针对理学家把伦理说成是“天理”的看法，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就是说，伦理道德必须切合人的正常生活和正当要求，切合自然人性。伦理道德本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如果伦理道德使人无法生存，那肯定是应该抛弃的。以后汤显祖也提出“志也者，情也”，“世总为情”。他的戏剧作品《牡丹亭》就是以此理念来刻画人物形象的。

到了清朝，《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诗人袁枚，画家郑板桥，都表现出这种思想倾向，而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哲学领域的戴震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戴震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他通过注经和训诂字义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人自然包括欲、情、知（智）三个方面。欲是对于声色臭味的要求欲望，情是喜怒哀乐的感情，知是分辨美丑是非的能力。欲和情并不是恶；善与恶的区别不在于能否“存天理、去人欲”，而在于能否以知指导情和欲。至于《红楼梦》所揭示的传统道德的残忍和虚伪，尽力赞扬人对情爱的追求等等，这里自不必多说。

以上这些想法和尼采所提倡的道德观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尼采的想法在西方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而在中国虽然引起了一部分追求自我价值、追求爱情的年轻人的共鸣，但却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无法继承和发展，最多也就只能以文学形式存在，而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思想，更不可能上升为道德标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比如，在网上查找一下对尼采的介绍，立刻会看到批判他的字眼。有的解释是这样的：

“尼采歪曲人类社会和历史，认为生命的基础是利己的权力意志，因而也是一切人的本质。他强调要建立新的即权力意志的价值观，认为一切对个人有目的、能促进个人发达前进的以及能战胜别人并使别人为自己服役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而其他的解释也相去无几：(www.xing528.com)

“尼采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和欲望都是由追求权力意志的本能支配的，无限地追求权力是生命的最基本的普遍法则，也是道德的最高目的和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自负、激情、兽性、酒色、冒险以及征服的本能、炽情的神化等等，都是实现权力意志必需的，而权力意志的满足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就是最高的善。”

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排斥尼采的想法呢？

事实上，尼采所提倡的道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等年轻女性的行为，以及贾宝玉不愿念书做官去为老百姓服务的叛逆意识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可以用“利己主义”这个词来概括。网上对“利己主义”作了如下解释：

“利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基本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作为思想、行为的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霍布斯、孟德维尔、爱尔维修等人，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观念，看作是人的不变的利己本性，并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

那么，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应该是集体主义。网上对集体主义作了如下解释：

“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它的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

从以上的解释来看，利己主义就是以我为中心，集体主义就是以集体为中心，也就是说以他人为中心。那么，在中国以他人为中心的恶善判断标准从何而来？应该是来自于孔子。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尼采所说的“创造者的给予绝对不是怜悯，创造者是反对怜悯的，他宁愿在怜悯面前为恶”的主张，直接冲撞儒教认为的应该给弱者以同情和帮助的行善观念。因此，尼采一直被排斥在中国社会思想之外，而在中国土壤中冒出头来的“利己主义”思想也长期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