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社会标准。当我们拿这个标准作为尺子来衡量别人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判断：这个人真高尚，或者这个人真不怎么样，等等。我们每时每地进行着这种判断，然后选择适当行为。也就是说，我们行动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个标准，只有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个标准时，我们才会安心。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对得起良心。
可是这个良心从何而来呢？
前面已经提到过，直至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都接受这样的观念：按照上帝的教诲《圣书》行事就可以心安理得。为什么这样就会感到心安理得呢？虽然《圣书》对此没有做多少说明，但是作了大量的暗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就会招致灾难。中国人也常说，“作恶多端必自毖”“一定会遭报应”等等。因此可以说，在近代之前，人们对大自然所产生的迷信是这种价值判断标准成立的基础。以后，随着西方文人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劳动会使自己上天堂”这一信念得到普及，“只要好好劳动过日子，就对得起上帝”的恶善判断标准被树立起来。
可是，随着西方工业化的推进，科技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加深，迷信被破坏掉。特别是到了现代，无论什么疾病都可以得到妥善的治疗，手机可以把信息送到全球任何地方，攒一点钱就可以买一部车。在这样的社会中，还有多少因为偷懒而害怕上帝惩罚，害怕遭报应的呢？既然大家都不再迷信，那么从某一个阶段开始，西方人就面临着重新建立恶善标准的问题。着手解决这一课题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
根据康德的说法[1]，哲学分为对物体的活动规律的认识（被称为物理学）和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认识（被称为道德学）。对规律的认识，必须靠超越现实生活的纯理性。人们具有的智力、才气、判断力、勇气、耐力等等，人们怎样来使用这些东西，是个人意愿所决定的。人的意愿朝着恶的方向时，使用智力等所得到的社会效果就是恶的。因此，不确立善良的意愿，无论人怎么聪明，都得不到善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最重要的是善的意志。要使善的意志得到体现，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行善作为一种义务，而不抱别的目的。只有这样，行动的时候，才不会被利害关系所左右。即便这样，行善的意志还是由自己主观决定的，因此还是可能导致恶果产生。因此，哲学家就必须找出属于客观上的行善意志。也就是说，判断个人意志的恶善，不能由个人标准来判断，而应该由带有社会普遍性，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对于以上的道理，康德做了这样的说明[2]。
A.人们日常的道德来源于对别人的议论（嚼舌头）。长舌妇的议论、制造流言蜚语，由此产生一种道德标准。然而，这都是去衡量别人时候所采用的道德尺度，而且，总是会对别人提出苛刻的要求。因此，这些道德标准并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标准。真正的道德标准应该基于“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而不基于任何其他感性的现实目的。
B.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有四个。第一是“不要骗人”。一个人做生意，要把“不卖假货”当成一条道德原则来遵守，哪怕企业倒闭也不生产和贩卖假货。第二是“不要自杀”。坚强的活着。第三是“发展自己的才能”。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是为了完善自己。第四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回报，而是一种义务。不过，“不要骗人”和“不要自杀”是绝对的义务，“发展才能”和“帮助别人”则是在某些情况下不去做也可以被原谅的。(www.xing528.com)
C.可是，以上这些道德标准如果缺乏理性，就很容易变质。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可能从效果来看待道德标准，这时的道德行为就带有功利性。所以，在实践道德时要坚持一个信念：要以人为目的，而不能把道德当作手段。“不要骗人”，就意味着不要把别人当手段；“不要自杀”，就意味着不要把自己当手段；“发挥才能”，就是把自己当目的；要“帮助别人”，就是把别人当目的。
从“不图回报，不顾效果”这个角度来看，康德的道德体系是一种义务论，使命论，非常接近于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想法。但不同的是，康德所强调的理性思维是排除了上帝的理性光辉的照耀这一前提的。发挥人的理性去寻找客观规律，这无疑向社会科学迈进了一大步。在概念上，康德的道德标准的内容更加广泛，比如，不要自杀和发挥才能，都涉及到与“他人”没有关系的地方。
不过，他在道德实践上，依然还是接受天命。也就是说，康德所提出的善意的行为依据是先天的。为什么要先天定下来呢？康德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按照人们一般的思维规律，如果不是预先决定下来，人们会一直追问下去：为什么，理由何在？
比如，就已经举过的例子来说，小孩子放了学就想去打电子游戏，一般家长会很不高兴。为什么家长会不高兴呢？因为家长认为孩子放了学首先应该回家完成家庭作业。之后呢？应该预习功课。如果孩子问为什么要这样？家长会回答，好好学，考出好成绩，将来进好的大学，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到了这里，孩子也许不会再问下去了，因为这个答案对孩子来说已经是相当遥远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孩子今后长大之后还会继续问下去的，找到好工作之后呢？在家长的心中也会有一个早已形成的无数可以选择的答案。比如，多挣钱孝敬父母；多挣钱找到理想的对象，结婚生子；按照孔子的教诲，好好地为社会效劳等等。但是，如果孩子说，这些我都不需要，所以我可以不做家庭作业，所以我现在可以去玩，那么家长做何种答复？很显然，要回答对日常行为的选择理由，都会追问到最终目的。如果，家长对孩子说，学习就是学生的义务，就像赚钱是成年人的义务一样，孩子虽然不明白，但也找不出理由来反驳。精神就是在这样一种没法让人怀疑的理由下鼓舞人进行活动的东西。
如果没有理由，人们的现实行为就很难进行下去，而刨根问底而最后得不到答案的例子比比皆是。就算你把问题弄清楚了，已经事过境迁了。所以，康德的解释非常符合实际生活。虽然如此，他对道德的最终解释还是基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
与之相比，孔子的道德标准在实践时也带有义务论的色彩，但这些标准都是依据实际生活而得来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是纯粹的理性思维概念。通过《论语》我们可以理解到，当还没有实现天下大同之前，人们都负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很明显，这种义务的发生是根据社会状况本身，根据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实实在在的“他人”，比如，“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是根据像上帝这样抽象的东西。同时，天下大同是基于“以己及推人”的，所以，当我们达到了所期待的社会目标时，也就满足了“他人和自己一样能够平安生活”的条件，自己也就自然地从“理性”、从“义务”之中解放出来，这时就可以依据本性去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尽量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从孔子的道德体系中也不存在康德所提出的“纯理性”和“绝对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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