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隔阂：中国社会的信仰与贪婪

3.中西方的隔阂

既然中国青睐乌托邦，当然也就会排斥资本主义。相反，宣扬和推崇资本主义的学者和社会也当然会排斥中国。这种抽象意义上的相互排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比如，韦伯在资本主义起源论的论证中强调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依据加尔文教派所信奉的“预定论”，上帝所要救赎的并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选民”。这些“选民”都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无能为力。由于“预定论”认为个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产生了神圣天职的概念。因此，“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导致了勤奋劳动。

中国人是不相信上帝的。而韦伯又强调“预定论”。所以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中国社会自然被韦伯从理论上排斥在西方社会之外。韦伯对中国的看法可以归纳如下^[10]。

A.像中国和印度以及古代的欧洲社会，商业活动完全是自由的。在市场交易、劳动力的流动、职业选择、生产方式的选择方面都是安全自由的^[11]。然而这些并没有带来近代资本主义。

B.中国的官僚、地主都非常贪婪。中国的车夫、船夫、手工业者，对金钱的欲望比起英国同样职业的人来达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但资本主义没有因此发展起来。由于中国的劳动者没有劳动道德意识，所以在这些地区办工业非常困难。对于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散漫的劳动者是没有用处的。按照社会发展论的一般观点来看，首先是商业发展，然后基于商业发展产生追求利润原理和精神，最后在这种原理和精神的渗透下，发生近代资本主义。但事实上，比如在儒教熏染下，中国把财富看作是提高道德的手段，有了钱就可以好好读书，提高人格。而由于人口增加，人们也精打细算，非常节约，但是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概括地说，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中国，虽然追求利润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正因为如此，理性资本主义才难以发展。

C.在宗教信仰上，传统中国社会信奉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这样的神秘的力量在中国难以普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在中国也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韦伯的论证，台湾的余英时先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果韦伯的探讨方式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中国的传统宗教道德中是否存在着相当于韦伯“预定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否与西方有根本的区别呢？由此，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宗教和社会经济效果的相互关系之上。他基于中国唐朝中期以后宗教对现实经济社会发生影响，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商业繁荣这样两个事实，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余英时先生是如何反驳韦伯的呢？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12]。

A.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都把现实生活看成是负面的东西，是原罪的结果。但是其进步在于，他们反对单纯的寺院修炼，觉悟到只有入世尽人本，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径。他们的“天职”观，更力证入世符合上帝愿望。入世苦行的思想之所以在加尔文的教派中发展到最高，是因为他的天职观更加积极，对入世理论的辩护更有力。那么，中国传统的宗教是否也有这样的内容呢？实际上，在佛教中，传统的教义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化，在教徒的心中发生高度的紧张，要求信徒们用超越与严肃的精神来尽人在世间的本分。而在道教中，新道教对中国民间有深而广的影响，其中的一个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以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同时，凡人要想成仙也必须“做善事”、“立功行”。

B.克勤克俭、光阴可惜的思想都是儒家的古训，但是到后来，尤其是门第时代，这样的思想便被无形淡化。儒教发展到宋朝明朝发生了一大转折，产生了新儒教。中国儒家中的古老思想再次阐发。朱子在教育人们时常说：“光阴易过，一日减一日，一岁无一岁，只见老大，或然死者”。新儒家将浪费时间看作最大的罪恶，与新教伦理完全一样^[13]。

C.在以上理念的变化中，对于儒生的行为要求也更加明显。首先是“治生”，然后才是“读书”。要成为士首先就得经济独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独立人格。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由于明末清初的科举考试不能正常进行，很多人弃儒从商，逐渐地消除了传统上对商人的蔑视倾向。同时商人对儒学也开始抱有兴趣。主要因为，商业的发展和扩大对知识的要求提高。而儒家学说的道理对于经商也又一定的帮助。

综合以上余英时先生的论证，可以明白两点。第一，中国的新儒教不仅仅讲究空虚的东西，还鼓励人们把对空虚精神方面的执着追求转化为对现实生活的追求，而这在明朝和清朝的宗教中已经形成主流。它们提倡只争朝夕，厉行节约等等与西方新教的禁欲概念也没有多大区别。第二，这种理念和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带动了中国明朝和清朝的繁荣。所以，韦伯所提出的“仅仅是欠缺理性追求导致了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说法站不住脚。

不过，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讲，余英时先生的论证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中国人在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上与西方是不同的。在西方，信天主教的人绝不会去按照新教的理念和方式办事，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之间的界限非常分明。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看一看《西游记》就明白，中国人是集儒教、道教、佛教为一身的。这三种宗教都融入一人之中，不同时候采用不同宗教，很有实用主义的味道^[14]。对此，林语堂先生做了较为深入的描绘：伟大的中国人，像白居易、苏东坡，过的是儒家的生活，却写了渗透着道家见解的佛教诗。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15]。

为什么作为一般的中国人，理想是儒教，人格是道教呢？也许是因为道教是让人不管俗人之事，轻飘飘地成仙、化蝶，去追求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和浪漫。而现实生活却不得不秩序森严，需要按照儒教来行事。当依据儒教进行生活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或者受到严重挫折时，人们就会转向道教或佛教，逃避现实以寻找心灵慰藉。为什么在儒教的文化熏陶下追求功名的人们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因为孔夫子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论语》中也是这样教导的。所以，在历史上才会出现非常有名、而且受到大家推崇的陶渊明，苏轼的生活方式。直到如今，比如，在学者们对儒教的解读之中，仍然提倡这种生活方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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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参考，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万德威尔德《十九世纪的新财产：现代财产概念的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山下太郎编著：《西洋伦理思想史概说》，北树出版，1987年版。

[2]牟钟鉴：《走近中国精神》，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3]Alan Bullock，The Humanist Traditionin the West，2000.

[4]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泽田昭夫译，中央公论社，2003年版。

[5]私有制所带来的恶果的现实例子有很多。比如当时在英国，大地主为了搞牧场养羊，向纺织厂卖羊毛获得更大的利益，就把农民从耕地上赶走，形成了圈地运动。这样一来，农民失去土地，失去了生活来源，陷入贫困，只好到工厂去做工，由此产生了“羊吃人”现象。

[6]P.Du Halde著，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7]Hesiod，Workand Days，Oxford，1978.（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8]参照山下太郎编著《西洋伦理思想史概说》，北树出版，1987年版。

[9]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日语版，大冢久雄翻译，岩波书店，1989年版）。

[10]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日语版，大冢久雄翻译，岩波书店，1989年版）。

[11]虽然韦伯这样认为，但实际上中国在选择上，由于来自内在的约束，没有多少自由。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考《国富新论》。

[12]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1987年版。

[13]余英时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朱熹说，“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就是说，只要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则可以心中无愧。这和新教的劳动观十分相似。新教认为人必须有职业。只要将上帝换为“天理”，即可发现新教的社会伦理有许多与新儒家的思想一致。

[14]在贵州安顺，明朝时为了满足“屯田戍边”军民的精神需求，他们建立了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取名为三教寺。如来佛居中，孔子居右，玉皇大帝（道教代表）居左。寺庙门上的对联，对中国宗教的现状做了概括：“信佛信道信儒即信善，思名思利思德不思邪。”

[15]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