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精神、秩序与私欲

2.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精神

历史学家们对西方的社会思想发展一般都是这样来描述的。

在欧洲，直到十世纪前的社会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中心，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的。这种传统经济是传统道德哲学发生的基础。人们每年收获一定的农作物，然后把这些农作物储蓄起来供一年的消费。低下的生产力追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们都只能在最低生活水平上过日子。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就必然发生大量的死亡。为了使每个人都能活下去，在道德上强调禁欲是必然的。同时为了忍耐生活的煎熬，依靠信仰也是必然的。基于这种社会经济状况，中世纪欧洲相信世上的一切权利都是上帝授予的，几乎人人都是基督教徒，人们从生到死都与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到教会的严密控制。教皇权利达到顶峰，有权废黜君主，罗马教廷成为欧洲一切宗教事务和教义问题的最高裁判机构。不过，在十一世纪以后，在欧洲，简单再生产逐渐地转化为扩大再生产，剩余农产品的流通导致了商业发展。欧洲各地的城市普遍重新兴起，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市民阶级形成。他们中有的对自己的能力日益自信，希望创造财富，相信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经营手段能创造财富。这样一来，满足人们简单生活需求的原理，逐渐地变为满足人们欲望的原理，原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也随之瓦解。基于对这种现状的认识和思索，导致了传统道德哲学的变化。有新思想的学者们，由于从教会控制下的现实世界那里得不到支持，于是便到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中寻找共鸣。而西方人文主义者们也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把人们对神的崇拜引回到对人的关注。比如，薄伽丘等人文主义者通过对教会及神学的批判，提倡人性和个性解放。通过他们的活动，人们对教会产生了新的看法，从而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8]。

宗教改革首先发生在德国，出现了路德派，以后继续发展，在瑞士出现了加尔文派，在英国产生了国教等多种派别。这些教派各有主张，但宗旨基本一致：只要信仰上帝，灵魂就可以获得拯救；《圣经》高于教会和教皇，每个教徒都有直接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他们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个人奋斗。

随着宗教改革的展开，劳动光荣以及资本主义精神被改革者们通过理性思维性发掘出来。韦伯对此进行了论证。把他的论证归纳起来可以得到以下几点^[9]。

A.就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而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放高利贷的金融活动，早在公元前就诞生了。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不是商业投机，而是产业经营资本主义。其特点是基于近代会计制度进行精打细算的产业经营活动，力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带有某种特征的社会经济活动在近代之前都没有出现过。

B.这种资本主义的发生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资本家，更重要的是一般劳动者是否具有以劳动为光荣、把劳动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意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这样素质的劳动者，近代资本主义是无法成立的。

C.很明显，只是对钱很贪心的人是达不到这种思想境界的。这种思想境界要求人们压抑自己的、特别是眼前暂时的贪欲和享受。就是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一生都会不停顿地进行艰苦奋斗。

D.在近代以前的宗教控制的欧洲社会中，作为社会一般道德，牟取暴利被认为是恶，而放高利贷收取利息是被禁止的。教徒们钱虽然少，但活得安稳自在。即便赚钱也只是为了维持简单生活，所以不需要那么多钱。就连那些大商人们有了钱和地位都会在那避风港里过日子，他们的后代也会去大学、政府机关工作，从而完全放弃了追求利润。基于这种普遍现实，对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原因的一般解释就自然是，传统宗教压抑着追求利润和生活欲望，所以资本主义无法发生；随着宗教改革，传统宗教的支配被削弱，资本主义当然就发生了。然而事实上，在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在加尔文主义支配地区，投机倒把依然是人们所鄙视的行为，禁欲也依然进行着。但正是在这些地区，近代资本主义发生了。(www.xing528.com)

E.由此可以推测，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宗教改革有一些内在的联系。路德在翻译《圣书》，推进自己的想法时，把原来修道院中禁欲和劳动联系起来，提出了“劳动是上帝所给予的天职”这一观点，而加尔文主义基于这种观点更彻底地推行了禁欲和鼓励为了上帝的劳动。所以说，宗教改革带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其现象就是，在近代企业之中，那些投资者、经营者、熟练工、操作工都明显带有新教的气息，有着鲜明的经济合理性气质，比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钱必须生钱，尽量节约等等。并且在人生理念上具有违背常规的东西：追求利润成为人生目的，而人的生活本身却成了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而已。相反，信仰天主教而不信仰新教的劳动者，大多仍旧停留在家庭手工业和商业之中，很少追求经济合理性。这是因为天主教使他们很少关心劳动。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在现代社会追求美好生活，比如想吃好的食物等等演变成了人们挣钱的动机，但追求经济的合理性这种冷酷性格一点没有变化。

从韦伯以上的论点来看，“劳动是人生的目的”这一信念在社会各阶层的普及，是区分资本主义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分水岭。而且这一信念和共产主义所主张的“人类所具有的能动性的劳动”这一概念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主张资本主义的西方人文主义者还是主张共产主义的西方人文主义者，在提出“人类具有劳动的能动性”，或者说“本性”这个方面都是共同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是从同一娘胎生出来的孪胞兄弟。同时，因为强调“义务”、“使命”等这样近似于神的命令，所以，都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

不过，从西方人普遍接受“上帝创造”这一文化特征来考虑，即便是无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恐怕在脑海深处都残留着“人生来就是罪人”这个烙印，因此，要让他们真正相信“人生来就热爱劳动”这样的“性善论”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在这之前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人性本恶，那么可以说，西方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社会贡献的地方之一就在于，通过他们的活动，原有的“劳动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劳动让人感到可耻”这一普遍观念被打破，“劳动光荣”这一观念得到普及。

那么，把中西方做一个比较，有些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第一，作为道德的建立，在概念上都强调理性。但是，在西方发生了“从以前强调来自上帝的戒律到人文主义强调上帝理性光辉照耀”的变化。而且，用思维理性代替宗教理性的支配，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与之相比，中国是一直强调通过以己推人产生的客观理性来支配本性，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

第二，人文主义者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这一概念来作为区分恶善的标准，并基于这种道德规范来压抑物质消费，从而带来了“追求财富积累”的客观效果。然而，中国一直沿用“先人后己”作为区分善恶的标准。由于这个标准压抑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同时又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阻碍了财富的积累。

第三，就人和人的相互关系来看，孔子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西方的传统道德是“我为上帝，上帝为人人”，到了乌托邦变为“我为人人”，而到了新教资本主义变为“我为自己，上帝为人人”。如果说，上帝是一个抽象概念上的群体利益，那么，新教资本主义开始脱离西方的传统，开始了崭新的道德规范的建立。即，提供了由原来的“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开始向“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转变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