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建的实胜寺-北京藏传佛教寺院

13.实胜寺

实胜寺位于香山山麓的东南方向万安山山脚下团城演武厅西北侧，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是清代北京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因历史上与清政府平定金川有关以及与健锐营、团城、演武厅密不可分而闻名。历史上在香山万安山山脚下有宝谛寺、宝相寺、常龄寺、方圆庙、梵香寺、实胜寺六庙为满族喇嘛寺院，由满族喇嘛驻锡管理，诵习满文经卷，形成了满族佛寺文化圈，实胜寺是满族佛寺文化圈中第一座满族喇嘛寺院。

实胜寺是乾隆皇帝为纪念第一次平定金川而建。所谓金川即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大小金川县。康熙五年（1666年）金川土司嘉勒塔尔巴内附，康熙赐予“演化禅师”

实胜寺碑亭（李德成　摄）

印，令其掌管该地。后嘉勒塔尔巴的庶孙莎罗奔因率军从清军征战有功，于雍正元年（1723年）授为安抚司，自此自称其地为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辖地为小金川。乾隆十二年（1747年），莎罗奔出兵攻打临近土司，并攻打清军。清政府遂派兵平乱，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莎罗奔投降，史称大金川之役，是为第一次平定金川或第一次金川之役。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侄孙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再次发动反清叛乱，乾隆派兵攻打小金川。索诺木派兵协助僧格桑抵抗清军。清军屡遭失败，但终历时两年平定小金川。随后征伐大金川，经过两年征战，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清军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尔崖，索诺木出降，以清军胜利告终。史称“大小金川之役”，是为第二次平定金川或第二次金川之役。

在第一次金川之役中，莎罗奔为抵抗清军，在关口和地势险要之处用石头修建起许多高大碉楼，致使清军伤亡惨重，大败而归。乾隆十分震怒，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亲自从八旗兵中挑选2 000名军士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健锐云梯营”演练攻碉，并在香山南麓设置练兵场，即今团城演武厅，在周围修建了与金川相似的碉堡60余座，进行云梯攻碉的特技训练。后来在大学士傅恒的统领下，健锐云梯营等精锐部队一举攻克金川，清军大获全胜。

乾隆皇帝认为练兵场团城演武厅功不可没，感慨“是地者岂非绥靖之先声、继武之昭度哉！因命择向庀材建寺于碉之侧，名之曰实胜”。同时指出“已习之艺不可废，已奏之绩不可忘。于是合成功之旅立为健锐云梯营，并于寺之左右建屋居之，间亦依山为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境，昔我太宗皇帝尝以偏师破明十三万众于松山杏山之间，归而建实胜寺于盛京以纪其烈”^[69]。

因此，乾隆皇帝为颂扬演武厅在平定金川中的作用，纪念平定金川的胜利，仿照皇太极破明军十三万回到盛京（今沈阳）建造实胜寺的先例，而于演武厅之侧建造了实胜寺，并于寺院周围建屋设健锐云梯营以使训练过的攻碉技艺不可废弛。同时，在该寺左右建造了房屋，以作为健锐云梯营的军营。

实胜寺很可能是由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年）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建造的满族喇嘛寺院。

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大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汗居住莫顿的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之习惯。如今想在京师西面的山脚下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国师回答说：‘博克多汗与格鲁派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以后，在莫顿建有僧团和佛堂，后来迁都北京，历辈先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语、意所依止处，成立了僧伽，尽力推广佛教。如今又想创立前所未有之例规，建造佛寺，振兴佛教，自然是功德无量，圣恩浩荡。’圣上闻言，龙颜大悦。于是，按照皇帝的旨意，由国库拨款，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内有佛殿和僧舍。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这些初出家的满族僧人的堪布，为他们传授居士戒和中间戒（即沙弥戒）。皇帝谕令：‘在此寺聚诵时全都必须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书籍。并因为西藏诵经语调不适合用满语念诵，于是专门为满语诵经者制定了新的诵经语调。”^[70]

上述记载中所提“博克多汗”即指清太宗皇太极，“莫顿”即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

章嘉·若必多吉在香山所主持修建的这座满族喇嘛寺院究竟是哪座寺院，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造的宝谛寺，也有人认为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兴建的宝相寺，而清代的汉文史料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因宝谛寺、宝相寺不是香山第一座满族喇嘛寺院，宝谛寺仿五台山菩萨顶建造，而宝相寺仿五台山殊像寺建造，并不像上述记载所言是仿照雍和宫建造。故为此二寺其中之一的可能性不大。而实胜寺是香山第一座满族喇嘛寺院，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梵香寺虽于同年建造，但晚于实胜寺。此点符合上述记载中在香山首创满族喇嘛寺院的说法。同时，上述记载虽未明确交代时间，但在前一章即第十二章“莅临佑宁寺弘法”中说明“当时他刚到三十三岁”。章嘉·若必多吉圆寂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享年70岁。33岁时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与建造实胜寺的时间吻合。有可能乾隆皇帝为颂扬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功，由于有清军精锐部队健锐营和金川战俘居住的“番子村”，出于某种政治考虑，早有于其附近建造满族佛寺的打算，因此以另一种方式向章嘉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获得这位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支持，并由他来完成这项工作。

以后随着梵香寺、宝谛寺、长龄寺、宝相寺、方圆庙等满族佛寺的相继建成，形成了香山演武厅附近满族佛寺文化圈。

约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始，为配合满族喇嘛寺院开展佛事活动，乾隆皇帝又命章嘉国师负责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的论疏翻译成满文，乾隆皇帝还亲自参加了校审的工作。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乾隆皇帝认为，满族人口众多，佛教信仰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成满文的佛教经典，若将《甘珠尔》译成满文，实在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于是从学府成绩优异的人员和在京的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的人员，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组织在一起开始翻译经卷。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乾隆审阅，乾隆在审阅中又更正了一些有疑问及不妥当之处。乾隆皇帝还作有译后记，如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满文大藏经《甘珠尔》的翻译完成，为宝相寺等北京满族佛寺正常开展诵经等佛事活动以及为寺院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满藏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www.xing528.com)

实胜寺是在西山古寺表忠寺的基础上建造的。乾隆在《御制实胜寺八韵》诗文“金川昔奏绩，实胜葺祗园。事迹纪穹碣，营规缮列屯”之后作有注释，“己巳金川功成，因就西山旧寺葺新之，名曰实胜”。^[71]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此“西山旧寺”为表忠寺，俗称鲍家寺，实胜寺系在鲍家寺基础上改建而成。而《光绪顺天府志》则称表忠寺为明代寺院。《宸垣识略》则记载，“实胜寺即表忠寺改建，亦称鲍家寺”。鲍家寺“明嘉靖中建。寺有古松十株，阴覆石墀，浓翠可爱。其前田畴弥亘数里。上有大珰鲍忠墓”。^[72]因此，表忠寺应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也可能是宦官鲍忠家庙，鲍忠死后葬于附近，周围环境十分幽雅。

所谓“大珰”指当权的宦官。鲍忠曾在武庙、世庙任宦官，后掌管司礼监20年。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置，居内务府12监之首，24衙门之一。司礼监由太监掌管，在明初并没有太大的权力，设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员，或四五员，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叶、手卷、笔、砚、墨、绫纱、绢布、纸剖等。又经厂掌司四员或六七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藏，皆佐理之。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代行皇权，从而奠定了明代宦官专权的基础。因此，出身于司礼监掌监的鲍忠，其家庙鲍家寺的规模和地位不同于一般寺院。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新疆准噶尔爆发大小和卓之乱，清军前往平乱，屡攻不克，乾隆皇帝遂下令派健锐营前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健锐营在呼尔璊霍斯库鲁克之战中以寡敌众，击退了5000余名敌军的围攻，最终平定准噶尔之乱。作为关键之役的首功部队，受到乾隆皇帝嘉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御制实胜寺后记》勒碑立石以记其事。乾隆高度赞扬，“自己巳设此营，而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树树十年之得报，是潜移默运有若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绳祖武，丕扬国烈，瞿瞿惴惴，惟盛满之是惧，犹初志也。”^[73]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阅兵曾临幸实胜寺、宝谛寺等诸寺，有《御制过南岭阅武兼游实胜宝谛诸寺即事成什》诗，其中有“武虽阅于斯，功愿成以迩。实胜岂徒然？宝谛力并企”的诗句，对实胜寺、宝谛寺等历史作用作了高度评价。^[74]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阅兵又再次临幸实胜、宝相等诸寺，有《御制过南岭阅武礼宝相实胜诸寺叠癸巳旧作韵》诗，高度赞扬了健锐营在第二次平定金川中的重要作用。

两次平定金川之后，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将包括索诺木兄弟在内的金川俘虏押解北京，居住在演武厅之侧，形成了“番子村”，或称“番子营”。此后这些人便世代居住在这里，已与当地民族融合。

关于该寺僧人的情况，史料记载不多。但作为满族佛寺，其僧人为包衣喇嘛中的“庙喇嘛”，大多出自内府三旗等。据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1774年1月）初六日福隆安、英廉向乾隆皇帝上奏有关香山满族佛寺情况的奏折内称：“宝谛寺、宝相寺、常龄寺、方圆庙、梵香寺、实胜寺等六庙现分住喇嘛二百六十名。此内遵旨拨给新建正觉寺喇嘛四十名，仍挑补四十名。钦此。除应拨正觉寺之喇嘛四十名业已选熟于经艺者如数拨注外，其应补挑四十名喇嘛之缺，奴才等请交管理宝谛寺事务大臣四格和尔经额会同内务府大臣等照例于内府幼丁内挑补。至六庙现有僧房尽可足用，仍令照常居住。”^[75]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北京，实胜寺等香山满族佛寺均遭侵略军焚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实胜寺再次被英法侵略军焚毁。

据《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实胜寺、宝相寺、梵香寺、长龄寺、方圆庙五庙均属于宝谛寺管辖。^[76]因在六寺中仅宝谛寺是理藩院直属寺院，虽建寺年代晚于实胜、梵香等寺，但其地位较高，很可能成为六寺之首。

民国时期，香山诸满族佛寺呈颓败之势。1913年，实胜寺等香山诸满族佛寺及附近属地经民国政府农商部租予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的李石曾（1881—1973年），以作为农事试验场。又于1933年复由李氏转租予清华大学，改作牧场之用。^[77]

现实胜寺仅存一碑亭。碑亭内有乾隆十四年（1749年）满、汉、蒙、藏四体文刻写的《御制实胜寺碑记》。碑为方形，高丈余，四面均刻有铭文，记述平定金川的经过及实胜寺历史。此碑记相对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御制实胜寺后记》而被称为“前记”。现《御制实胜寺后记》（即“后记”）碑存于团城北楼内。“前记”、“后记”具有很高学术和历史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