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祝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乾隆皇帝惯例驾临

6.嵩祝寺

嵩祝寺，早期写作“松竹寺”，后来也称“嵩祝院”，位于东城区景山后街嵩祝院23号，与法渊寺、智珠寺左右毗连，为明代的汉经厂和番经厂遗址，是清代章嘉呼图克图所属北京四座寺院之一。该寺建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为清代北京著名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直属理藩院管理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以章嘉呼图克图在北京的驻锡地而闻名，同时该寺还以刊刻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即嵩祝寺版藏文大藏经而闻名。

（1）历史沿革

乾隆十年（1745年）敕令汉经厂并归嵩祝寺，可见嵩祝寺是在明代番经厂的基础上改建的。关于建寺的年代则有不同说法，有康熙年间说，有雍正年间说，也有乾隆年间说。

雍正年间说，认为嵩祝寺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但据《蒙藏佛教史》等文献资料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年仅8岁的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被清军辗转送到北京。雍正帝令其驻锡旃檀寺，居住在京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二世土观活佛的拉章中，并从土观活佛学佛，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十六日被迎至其前辈在京驻锡地嵩祝寺驻锡。这说明嵩祝寺在雍正三年（1725年）以前就已存在，雍正年间说和乾隆年间说值得商榷。

嵩祝寺（李德成　摄）

据《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嵩祝寺于清康熙年间在番经厂和汉经厂的基础上所改建，奏请赐名为嵩祝寺。

而《蒙藏佛教史》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更为具体，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5年）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奉召进京，清政府命其驻锡法渊寺。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第四子胤祯，即后来的雍正皇帝拨款购得法渊寺和周围的土地，组织对法渊寺进行修缮的同时，在法渊寺西侧为二世章嘉建造寺院供其驻锡。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寺院建成，皇四子上表请赐寺额，康熙旨赐“嵩祝寺”（松竹寺）。^[35]因此，嵩祝寺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建成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据记载，“嵩祝寺”直到嘉庆朝时尚作“松竹寺”，例如《大清会典事例》中就有嘉庆十一年（1806年）令将章嘉国师印信等“在松竹寺内妥为供贮”等的记载。后因该寺南临嵩公府，故逐渐改作“嵩祝寺”。嵩公府后来在民国时期改建为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

乾隆十年（1745年），清政府将汉经厂正式并归嵩祝寺。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二日（1745年12月4日）《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奏为汉经厂归并嵩祝寺善后事宜折》记载：“旨将汉经厂归并嵩祝寺，臣查得汉经厂有御书墨刻心经塔一轴、御书墨刻金刚经五部、御书药师经八部，现在延寿殿供奉，旧有藏经一部计六百七十六套，现盛贮木柜供奉，俱无庸移挪。其所有供器幡帐等物逐一查明指交嵩祝寺收管。再有水陆画像二百五十一轴，请交万善殿收贮。杂项不全经典四百二十四部，臣酌量散给僧庙供奉。再查汉经厂每月朔望领香供银十一两九钱八分，仍留于本庙供奉应用外，其每季领香烛油米银三十五两五钱四分九厘五毫五丝，每年四季领素菜银共十二两五钱一分，相应裁汰。所有洒扫四名，每月各食银五钱、米五斗。查法渊寺现有洒扫四名，请交章嘉胡图克图，拨派二名在汉经厂洒扫，二处俱可敷用。应将汉经厂洒扫四名交与礼部裁汰可也。为此谨具。”因此，乾隆十年（1745年）以前，汉经厂尚单独存在，还没有归属嵩祝寺。

由于乾隆皇帝与三世章嘉活佛关系密切，因此，乾隆皇帝每年十二月都驾临嵩祝寺，并成为惯例。例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世章嘉年届五十；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迎接三世章嘉六十大寿，乾隆皇帝均驾临该寺，赐给章嘉佛像、金汁《长寿经》等大量礼品。^[36]

六世班禅大师东行为乾隆皇帝祝寿到达北京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二十六日被请到嵩祝寺礼佛，并在该寺留宿一夜。同年十一月六世班禅在西黄寺圆寂后，经乾隆皇帝批准，将班禅部分遗物分供京城六座藏传佛教寺院中，其中嵩祝寺安供玉塔一座（连龛）。^[37](www.xing528.com)

该寺亦是清代为帝王皇室诵经祈福的场所。根据《大清会典》中记载的《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定例四十一条》规定，每月二十七日以及每年的四月初七日至初九日，派雍和宫喇嘛五十四人到嵩祝寺等寺院念诵《无量寿佛经》。

该寺在清代还是接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进京的驻锡场所之一。清政府规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进京朝贡等，或在西黄寺前或在慈佑寺西支搭黄布城供其驻锡，但遇有内城差使，哲布尊丹巴则要提前一天带领数名徒众在嵩祝寺住宿。^[38]

清代该寺因刊刻了北京版藏文大藏经而在藏传佛教界享有盛誉。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因刊刻于嵩祝寺，故又称“嵩祝寺版藏文大藏经”，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流传最广的藏文大藏经。从康熙年间开始，到雍正二年（1724年），该寺刊刻了全部《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

由于嵩祝寺是章嘉呼图克图的在京驻锡地，因此，章嘉活佛是该寺的最高宗教管理者。清代还额设扎萨克喇嘛或达喇嘛具体管理寺院事务。另外，清政府在北京设有9名仓苏拉喇嘛职缺，其中规定嵩祝寺占有3缺。乾隆朝后期规定京城各寺喇嘛额缺时，嵩祝寺额设折色格隆钱粮27缺、折色班第钱粮32缺，共59缺，其中包括德木齐1名、格斯贵2名以及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3名。^[39]

清政府还规定，若嵩祝寺达喇嘛缺出，由本庙应升喇嘛内拣选升补。因此，该寺在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中具有不同于一般寺院的特殊地位。

1916年七世章嘉·洛桑贝丹丹贝准美（1892—1958年）曾募化资金对嵩祝寺进行修葺。民国时期，嵩祝寺内曾成立佛教同愿会，由七世章嘉任会长。

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将嵩祝寺改名“嵩祝院”。“文革”期间又曾称“欢心大院”，“文革”后又改回“嵩祝院”。

1984年5月嵩祝寺被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嵩祝寺重新修葺，使寺内古建筑重放光彩。

（2）寺院建筑

据有关史料记载，嵩祝寺在三寺正中，路门口有石狮子一对，大小松、槐树木20余棵。正中山门殿三间，附有东西方砖门二座。后为天王殿，再后为该寺正殿五间，殿额为“妙明宗镜”，东西两旁有配殿和僧房。其后后楼，额为“慧灯普照”。再后正中为佛仓殿，殿前有汉白玉石海灯二座，东、西、北三面围以配房、配殿等，最后与智珠寺相连。章嘉呼图克图佛仓，与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三寺相通，可直达三寺，蒙旗宣化使公署亦设在该仓内。寺东有前后跨院两处，前跨院为该寺常驻办公室；后跨院有经堂殿五间以及佛堂、东西配房等建筑。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佛仓虽各有名称，但连为一体，均归章嘉呼图克图管理。^[40]

现法渊寺已不存，嵩祝寺主体建筑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