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度牒制度及其历史沿革

4.度牒札付制度

清代驻京喇嘛中，经清政府认可的，按其等级颁以印信、度牒、禁条、札付、路引等，以兹更好“稽查约束”之。

印信是颁给较高职衔的大喇嘛或土司的凭证，是他们“统摄”领导部属的权力象征。度牒、禁条是合法出家人的证明书。札付是低一级僧人的委任书。路引则是他们必备的通行证。

所谓度牒，即是僧人的身份证明。度牒起源于北魏。唐天宝六年（747年）诏令天下僧尼须经由尚书省祠部出具“祠部牒”的度牒以为证明。出家僧尼须领取度牒后，方可受戒，受戒后再领取戒牒，此皆由官方颁发。故度牒又称“祠部牒”。僧尼以度牒为身份凭证，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免除税赋、徭役等。僧侣行脚时，必须随身携带度牒，以便随时证明其为公度僧侣。

清代喇嘛度牒一般用汉、蒙两种文字印写，标明持度牒喇嘛所属旗籍以及籍贯、年龄、职任、寺庙等。同时印有清政府关于颁发喇嘛度牒范围的规定：“所有京城内外及蒙古地方各寺庙喇嘛，自德木齐以下及呼图克图、诺门罕等徒众并台吉当喇嘛者，均应请领度牒执照，以凭考查。”度牒上还注明“遇有游食无籍之喇嘛，立即驱逐”，并特别申明“凡台吉愿当喇嘛，照例报（理藩）院请领度牒者，准其充当。如有未领度牒者，私自出家者，将失察之盟长罚俸三个月，札萨克罚俸一年，协理台吉罚二头牲畜，其未领度牒之喇嘛还俗”。^[6]

除实行喇嘛度牒制度外，清政府还在驻京喇嘛中实行札付制度。所谓“札付”，即上级委派下级办事的指示文书。明清时期朝廷与地方官署的长官称堂官，其委派属员办事的文书称堂札，也称札付。驻京喇嘛僧职系统中的札付，即是喇嘛低级管理职务的委任书。乾隆时期，清政府规定扎萨克喇嘛以上僧职给印，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给札付，由理藩院颁发。

五、清代北京藏传佛教译经刻经事业

清代北京藏传佛教的译经活动规模很大，影响深远。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被译成了汉、蒙、满等多种文字。(www.xing528.com)

早在雍正初年，在任京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的二世土观·洛桑却吉嘉措(1680—1736年)的主持下，奉命在北京西黄寺内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译为蒙文。

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和一世噶勒丹锡哷图活佛（赛赤活佛）洛桑丹贝尼玛共同主持下，乾隆六年（1741年）至八年（1743年），奉乾隆皇帝之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文，在北京刊刻，后流通于蒙古地区。

乾隆七年（1742年），在工布查布主持下，在北京将一些藏文经典译为汉文，主要包括《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等。稍后，阿旺扎什将《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译成汉文。嘎布楚萨木丹达尔吉将《极乐愿文》等译成汉文。

《藏文大藏经》译为满文后称为《满文大藏经》，也称《清文全藏经》。据清代昭梿《啸亭续录》记载：“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理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经字始备焉。初贮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贮焉。”乾隆壬辰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因此，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五十九年(1794年)，由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奉旨主持，以汉文、藏文、蒙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满文大藏经》。全部《清文全藏经》印刷装潢完成，清字经馆陆续收过装函佛经1 296函，每部《清文全藏经》108函，共印了12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等人又编定《四体合璧清文》《喇嘛神像集》等有关著作。至此“四体经字”即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大藏经》齐备，对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官版藏经之刊行，始于雍正年间。雍正十一年（1733年），特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的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稿。正式开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完成，前后历时四年，称为《龙藏》。内容系据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凡724函，1670部，7240卷。版本形式为梵夹本，国内名山大刹多请置，并建藏经楼贮藏。全部经版，现保存于北京柏林寺。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是目前世界上流传最广的藏文大藏经，因刻于北京嵩祝寺而得名，因此又称嵩祝寺版《藏文大藏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命刊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乾隆初略有修补）；雍正二年（1724年）又刊刻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因此，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堪称全藏，经论俱全，图文并茂，刊刻精良。经版藏于北京圆明园，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乾隆年间又刊刻《蒙文大藏经》。后又续刻《满文大藏经》。全藏共108函，699部，2 466卷。经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毁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