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代藏传佛教寺院

第一节　清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

17世纪初叶，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成为我国东北地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元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4月，明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李自成弃城西走，清朝正式迁都北京，开始征服中原。

对于藏族地区，清朝政府沿袭了元、明政府通过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治藏的国策，但具体与元代扶植萨迦、号令僧俗和明代多封众建、因俗以治不同，而是审时度势，采取了兴黄教、明法度、立章程的措施，主要通过发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作用，意在安抚和统治蒙古族和藏族地区。出于这一政策的需要，清代的北京，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频至，藏传佛教格鲁派得到广泛传播是清代北京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显著特点。

一、清初蒙藏高僧和北京的关系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最早和北京建立关系的蒙藏地区高僧是蒙古族高僧察罕喇嘛。一世察罕喇嘛拉喜额尔和（又名斯沁确尔吉）早在17世纪初即在后金政权中效力，是最早与后金政权取得联系的蒙古高僧之一。顺治二年（1645年），随清朝官员从盛京迁来北京，清政府赐给他德胜门外校场地方，为他建造慈度寺（俗称“前黑寺”）和察罕喇嘛庙（俗称“后黑寺”），作为他在北京的驻锡之地。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派遣以察罕喇嘛为首的使团到西藏迎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第二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察罕喇嘛陪同下到京朝觐了顺治皇帝。

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使北京的藏传佛教在经历了明末的相对寂寥之后再次兴盛起来。五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驻锡西黄寺，在西黄寺内为顺治皇帝诵经祝寿，并多次为王公大臣、贵族子弟以及蒙古和汉地的高僧信众传法灌顶，举行佛事活动。西黄寺内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清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以后历世达赖喇嘛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顺治五年（1648年），西藏的阐化王旺舒克遣使锁南必拉式率千人到北京，向顺治皇帝供方物，并请求更换明朝赐给阐化王的印信。顺治皇帝赐封锁南必拉式为“妙胜慧智灌顶国师”，并赐诰命。这是清朝政府定鼎北京之后，首次向藏传佛教高僧赐予“国师”封号，整个清代所封国师封号者寥寥无几，说明了清政府对阐化王的重视。同时清政府敕谕旺舒克等人三年进贡一次，每次以百人进贡，准15人到京，其余留边，以为定例。这也是清政府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进贡制度的较早规定。但是在清朝随即派人进藏调查后，发现阐化王已经是格鲁派的属下，所以以上封赐并未落实。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领袖人物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派使者到北京向清政府进贡。第二年顺治帝遣使致书并颁发印信与曲英多吉。《西藏志》说：“世祖皇帝赐敕封大宝法王印”，说明清朝政府仍旧封其为“大宝法王”。

顺治初年，还有西域著名的高僧恼木汗活佛来北京建寺弘法，为清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塔尔寺志》等资料记载，这位活佛是青海塔尔寺第六世巴周活佛巴周·金巴嘉措。他于顺治八年（1651年）建造了今天北海公园内琼华岛之上的喇嘛塔，即俗称的白塔和今天白塔下的永安寺，当时称白塔寺。同年还以护国佑民为请，建造了位于北京安定门外另外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东黄寺，供喇嘛驻锡之用。在明朝东苑的崇质宫旧址（今从南河沿大街南口附近）上建造了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自己在北京的驻锡处，赐名为普胜寺。永安寺、东黄寺、普胜寺是清初活佛恼木汗在北京所建的藏传佛教三大寺院，尤其是北海白塔更是活佛恼木汗的杰作，它已成为藏传佛教与北京关系史上的一座历史丰碑。

二、清代驻京呼图克图制度

据《理藩院则例》等文献记载，清朝册封的藏传佛教高僧职衔有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名号有国师、禅师等。乾隆朝《大清会典》规定，“凡喇嘛，道行至高者曰胡图克图”。因此，作为一种宗教职衔，呼图克图是对佛学造诣、品行修养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程度，在信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藏传佛教高僧的封号。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由“呼图克”、“图”两个词根组成，其词义经历了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中所表达的内涵不尽相同。最终可理解为“有果位者”，即达到佛教修行的高层次，获得一定果位的人，获得诸如“阿罗汉果位”、“菩萨果位”、“佛果位”等，符合“凡喇嘛道行至高者曰胡图克图”的本意。

清代封赐了大量的呼图克图，尤其是以康乾盛世为盛。清朝册封呼图克图，主要根据其弘扬佛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在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并逐渐演变成大活佛的封号、职衔，同时也是宗教、世俗特权的象征。驻京呼图克图制度开始于康熙年间，清代共有13位转世活佛系统的呼图克图被册封为驻京呼图克图，其中著名的有“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和“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说。

所谓“清廷四大呼图克图”，是指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大清会典》中规定：“驻京喇嘛中，历辈阐扬黄教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俱加国师、禅师等名号。”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高宗乾隆钦定驻京喇嘛班次，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二班济隆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因此，这四大呼图克图被称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在驻京呼图克图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

所谓驻京八大呼图克图，顾名思义，应该是驻京呼图克图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八位。他们是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即前文所提到的察罕喇嘛）。

除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外，清代还有洞阔尔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却藏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为驻京呼图克图。

驻京呼图克图的主要职责包括：担任清中央政府处理蒙藏事务的使臣，经常出使藏族、蒙古族地区，传达清中央政府旨意，根据清中央政府的敕令处理蒙藏地区的政教事务，有的还在军前效力，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的政治联系；清中央政府处理蒙藏事务的顾问，帮助清中央政府安排蒙藏地区主持政教事务的喇嘛和驻京供职的喇嘛，如章嘉国师即经常根据皇帝的指令，推荐西藏噶厦政府的摄政以及派往蒙藏地区的高僧和驻京高僧等；为清廷进行宗教服务，根据清中央政府的旨意，举行佛事活动，祈祷国泰民安、盛世清平，并满足宫廷宗教生活需要；建寺弘法，使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弘传。实行驻京呼图克图制度，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www.xing528.com)

三、清代藏传佛教高僧“贡班”“年班”制度

所谓“贡班”，是指西藏达赖、班禅和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等进京朝贡的班次，即派贡使进京朝贡的班次。其他地区喇嘛进贡班次称“年班”，即按规定的年份由喇嘛本人亲自进京朝贡的班次。

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离京后，达赖、班禅两大格鲁派宗教领袖遣使进京入贡，但初无定制。乾隆二年（1737年），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乾隆皇帝以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每年遣使，未免劳苦，定以隔一年遣使一次。乾隆七年（1742年）正式规定，达赖喇嘛、班禅轮流隔年一次遣使进贡。^[1]

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废除西藏郡王制，建立噶厦地方政府，规定达赖喇嘛年班，正、副贡使均归达赖喇嘛派遣。达赖喇嘛、班禅轮流贡班进贡的贡使要在农历十二月初八念“洞礼经”（吉祥经）前到达北京，住西黄寺。在农历新年（古时称“元旦”）前第一次进贡方物，称“年贡”，主要进贡哈达、铜佛、舍利子、珊瑚、琥珀、数珠、藏香、氆氇等物；一般在农历新年的第二天第二次进贡方物，称“庆祝礼”，即藏语所称的“丹舒克”，主要进贡五色帕、银满达（即曼扎、曼陀罗，称曼扎供养或曼陀罗供养法器）、七珍（金轮宝、神珠摩尼宝、玉女宝、臣宝、白象宝、绀马宝、将军宝）、八宝（八瑞物，也称八吉祥物：镜、酪、长寿茅草、木瓜、右旋海螺、牛黄、黄丹、白芥子）、八吉祥（即八瑞相：吉祥结、胜利幢、右旋海螺、法轮、莲花、宝伞、宝瓶、双金鱼）、佛像、金字经、银塔、红花诸物。贡使回藏时均奉旨慰问达赖喇嘛、班禅，清政府也向达赖喇嘛、班禅赏赐物品。达赖喇嘛、班禅的贡使一般由敕封的呼图克图或有敕封职衔、名号的活佛、高僧担任，代表达赖、班禅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向清政府朝贡。

另外，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希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乾隆皇帝祝寿到达北京，在北京西黄寺圆寂；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进京朝觐光绪皇帝。他们为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正式建立了大活佛定期朝贡制度，规定外蒙古最大的转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贡班每年一班，贡品为8匹白马和1匹白骆驼，称为“九白贡制”或“九白之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来北京的正副贡使被称为“九白贡使”。如遇清政府有大型庆典，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还要进献“丹舒克”，包括佛像、金字经、银塔、五色哈达等。其贡班也是在年终时随年班喇嘛到达北京，由光禄寺供给在京费用，由礼部设宴招待，离京时清政府赏赐。

帕巴拉活佛转世系统是康区历史最早、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也是西藏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正式建立了大活佛定期朝贡制度，帕巴拉呼图克图开始遣使进京朝贡，道光二十年（1840年），道光皇帝考虑到昌都地方距离北京路途较远，将帕巴拉呼图克图的贡班“改为间五年一次”^[2]，贡品主要是“金盘黄连”等物。贡班的贡使喇嘛也是随着年班的喇嘛在年终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至月底除夕前到达北京进贡，也同样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并回赐礼品。

所谓“年班”制度，是指清代蒙古和藏区各地的呼图克图等大喇嘛，按规定的年份在年终的时候由喇嘛本人亲自进京的向清朝皇帝进贡的班次。

蒙古喇嘛的年班称洞礼年班，也称洞礼制度。所谓“洞礼”是梵文的音译，意为“吉祥”。洞礼制度是指清代内外蒙古地区的上层喇嘛按年分班轮流进京向清朝皇帝进贡并诵“洞礼经”（吉祥经）祝福的制度。嘉庆二十年（1817年）清政府规定：“允许内外蒙古札萨克级领地的呼图克图、呼毕勒干、绰尔济喇嘛、达喇嘛，凡成年罹痘疾痊愈者，均可莅临京城朝圣。其中，经文最佳者，准予入洞礼年班。洞礼年班分班，每班将在每年11月中旬来京。假如轮值本班有患病者，报盟长查实报理藩院，准其次年补班。^[3]”除外蒙古最大藏传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内外蒙古其余大喇嘛被分成六班，每年按班轮流入贡。

规定参加洞礼年班的蒙古高僧共有60人，他们是内外蒙古有名望、深受当地信教群众尊崇的呼图克图和著名活佛或大喇嘛。六班按年轮流进贡，当年来北京进贡的班次叫“本班”，其余五班轮休，被称为“休班”。本班中每名高僧都要准备一份贡品，包括哈达、佛像、马匹、土特产品等。内蒙古的喇嘛分住雍和宫或雍和宫附近的喇嘛庙以及蒙古内馆，外蒙古的喇嘛住安定门外的蒙古外馆。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正式建立了大活佛定期朝贡制度后，藏区喇嘛年班的主要情况如下：

甘肃岷州26座藏传佛教寺院，除荔川寺、工布寺喇嘛不入班外，其余24座寺院分成四班，每间三年以一班来京进贡。甘肃庄浪卫红山堡报恩寺喇嘛自为一班，每间五年来京朝贡一次。

青海西宁瞿昙寺等9座寺院、西宁附近的西纳演教寺、甘肃河州的弘化寺等寺院喇嘛也进京朝贡，但贡品没有规定，也没有固定的年班期限，若力不能来时，则交所在有司官转进。

喇嘛年班进京的日期是从本班年份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起，至月底为止。年班的主要任务是：向清朝皇帝进献贡品、祝贺新年、念诵“洞礼经”（吉祥经），并接受皇帝的询问、向皇帝报告本地的有关情况。在腊月初八（腊八节）雍和宫熬腊八粥时、除夕前在中正殿举行金刚驱魔神舞，即俗称的“跳布扎”或“打鬼”。在农历新年元旦时，参加洞礼年班的喇嘛们都要念诵“洞礼经”，祝福皇帝“圣躬康健，万寿无疆”。

喇嘛年班进京途中由驿站衙门供给车轿、马匹和饮食，进京后连同徒弟和随从每人每天均有“廪银”、“廪米”、“草料银”等。在除夕的前几天，清政府在中南海紫光阁赐宴、表演杂耍，名为“接风宴”；除夕当天在保和殿筵宴，名为“迎年宴”；正月初二或初三，则又在保和殿或中南海筵宴，名为“贺年宴”；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又在西郊御苑筵宴，并逛灯会、放花盒，也名“贺年宴”；正月十九日，众喇嘛即将离京，则又在紫光阁赐宴，名为“送行宴”。在举行“送行宴”之前，则组织所有参加朝贡的喇嘛和王公参观园内功臣画像和战图碑文，以示国家武力强盛、功臣战功辉煌。

四、清代北京的喇嘛和僧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