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长安街上,今电报大楼西,即西长安街28号。大慈恩寺最早称“大庆寿寺”、“庆寿寺”,俗称“双塔寺”,又称“双塔庆寿寺”、“大兴隆寺”,该寺创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年),金时称“大庆寿寺”。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新建二砖塔,故又称双塔寺。至元十二年(1275年)重修,费时七年完工。修后该寺“完整雄壮,又为京师之冠”。明代太监王振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重修,“壮丽甲于京都诸寺”,号称明代北京“第一丛林”,更名为“大兴隆寺”,又称“慈恩寺”或“大慈恩寺”,从此成为藏传佛教寺院,与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一起并称明代京城藏传佛教三大寺,是大应法王扎实巴、大济法王领占竺和大悟法王舍剌扎的在京驻锡地。
(1)历史沿革
庆寿寺最早是金朝在北京的庆寿宫,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年)改建为寺院,称“庆寿寺”或“大庆寿寺”。寺内丈室友之前,松柏盈厅,景色优雅,有流水贯通东西,两座石桥的石屏上刻有金章宗御笔六个大字“飞渡桥”、“飞虹桥”,明嘉靖年间被毁。
元初所建的砖制双塔,八角密檐,一高一矮,一为九级,一为七级,曾是老北京重要的建筑景观之一。九级者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佐圣国师之塔”,七级者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65]
海云国师是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姓宋,法名印简,海云是其号,生于金泰和二年(1202年)。因其深谙佛法,先后被蒙古贵由皇帝和蒙哥皇帝授权“领天下宗教事”。元世祖忽必烈在称帝之前便对海云十分倚重,奉为“国师”,忽必烈喜得贵子,是由海云起名“真金”,可见其地位之尊。海云国师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圆寂。海云曾经是庆寿寺的住持,他圆寂后,忽必烈决定“曲其城以避之”,竟让城墙向南让出30步,绕过双塔,把它们圈进了城墙之内。中统元年(1260年),为纪念表彰海云国师的功德,忽必烈赐庆寿寺土地500顷。
元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元世祖敕令僧道在中都各寺观祈福,任命僧机为总统,令其居住庆寿寺。
根据程距夫“大庆寿寺大藏经碑”记载,大德九年(1305年),元成宗施经一藏于大庆寿寺,同时言及“寺为裕皇祝釐之所,于京城诸刹为最古”。“寺住持西云师名子安,法行高卓,累朝所器重,赐号佛光慈照明极净慧大禅师,官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一宗事”。[66]
从上述记载来看,庆寿寺此时是裕皇的祝釐之所,并与汉传佛教临济宗有关,应该属于临济宗的寺院。
元至顺二年(1334年)三月,绘皇太子真容奉安庆寿寺之东麓顶殿,按照累朝神御殿的规格礼仪对待。
到了明初,著名的旃檀瑞像自大圣寿万安寺迁至庆寿寺,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该寺遭受火灾,又迁至鹫峰寺(位于西长安街上)。
明初庆寿寺又是百官习仪之所。明朝元旦(正月初一)、冬至等重要节日,凡大朝会,百官先期习仪二日,明初或在庆寿寺,或在灵济宫,直到朝天宫建成后才有固定场所。
从永乐六年(1408年)开始,明初著名的高僧、政治家姚广孝居住在庆寿寺里,永乐皇帝多次与他在寺里见面,商谈大事。
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因僧录司右觉义大旺于庆寿寺擅自创建阁楼,被监察御史李得全揭发,宣宗命锦衣卫将大旺拘捕于都察院。
宣德年间,和尚觉贵在庆寿寺创建高出数十丈的毗卢阁,可以俯瞰皇宫,因而获罪,宣宗怒,下令拆毁毗卢阁,将觉贵和尚下于狱中。
正统十三年(1488年)二月太监王振因庆寿寺朽敝,建议重修,因此英宗皇帝派“军民万人重修,费至巨万。既成,壮丽甲于京都诸寺”。故改赐“大兴隆寺”名,又称“大慈恩寺”。[67]该寺为朝廷香火院。另据《春明梦余录》记载,大慈恩寺重修完工后,“延崇国寺僧主之,帝亲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改赐新额牌楼曰‘第一丛林’”。
崇国寺即大隆善护国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请该寺僧人住持大慈恩寺,从此大慈恩寺已完全变成藏传佛教寺院。所谓“行童”即指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或为寺院服杂役的青少年。公侯行走如行童,可见其“第一丛林”名不虚传。
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禁大兴隆寺僧不许开正门鸣鼓,并毁寺前“第一丛林”牌楼、香炉和嘛尼杆。[68]
据《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记载,成化十九年(1483年)二月,宪宗又命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可见,明宪宗又对该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
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月,大兴隆寺遭受火灾。由于明世宗排斥佛教,御史诸演建言:“毁寺宇,汰尼僧,将挽回天下于三代之隆”。并认为“今大兴隆寺之灾,可验陛下之排斥佛教深契天心”。建议将大兴隆寺改为习仪祝圣之所。世宗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但将僧录司迁于该寺,将姚广孝影堂迁出,遣散僧众。
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根据锦衣卫的请求,敕令改大兴隆寺为射所,名曰“讲武堂”,传说讲武堂内殿堂里供奉有北极、关帝之像。讲武堂亦称“武学”,设立于明正统六年(1441年),设有教授、训导等教官,教授骑射以及武学知识和军事理论等,专门培养军队将领。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停办,天顺八年(1464年)十一月复办。
由于该地距离禁城较近,射所金鼓之声影响大内。因此,将宣武门外民兵教场移至安定门外废官厅,交射所移至宣武门外民兵教场,而将大兴隆寺旧址改为演象所,即驯象的场所。
演象所原称象房,最早在宣武门内西城墙象房桥侧,建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专门负责驯象,演象之事只是偶尔才有。故在会试放榜的第二天,将新科状元们集中于此,请见两大座主,由榜首献茶。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于寺内双塔旁井中殉难,清顺治年间赐谥“文忠”。
以后大慈恩寺逐渐坍塌,萧条冷落。到了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双塔为中心,对该寺进行了重修,但规模已较前变小。相传,有人在大慈恩寺另外遗址上亦重修了一小寺院,亦称“庆寿寺”。
民国元年,即1912年,以西苑为总统府,辟其南宝月楼为新华门,居西长安街之中。庆寿寺尚存,双塔亦无恙,寺门左右被辟为民居。寺东有一井,井旁有碑,题“范文忠公尽节处”。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对北平寺庙进行登记时,该寺面积南面东西长10丈7尺、北面东西长11丈4尺5寸、东面南北长11丈9尺8寸、西面中腰塔院凸出一段南北长12丈零5寸。房屋41间,除殿堂和僧人自住房屋外,少量出租。有木质释迦牟尼佛像3尊、木质韦驮1尊、木质弥勒佛像1尊、木质千手千眼脸化佛像1尊、铜质佛像6尊以及其他大量佛像等。另有砖塔两座,石碑两通等。[69]
1936年北平市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该寺尚占地3亩,房屋68间,内有门面房7间,门面楼房勾连20间。寺院由僧人自己管理,收入除用于焚香、修理殿房和僧人生活费用外,其余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另有佛像58尊、法器16件、礼器48件、经典6部等。
1954年,拓宽长安街,在原先两条并行街道基础上修建拓展,两街之间的房屋建筑均需拆除。双塔及残存建筑位于现在的电报大楼附近,恰在两街之间应当拆除的位置。双塔消失。
(2)寺内藏传佛教高僧活动情况
元代庆寿寺虽不是专门的藏传佛教寺院,却有藏传佛教高僧居住。大元帝师八思巴的著名弟子沙罗巴(1259—1314年)曾受命居住大庆寿寺。沙罗巴为西域积宁人,自幼从八思巴学法,后由八思巴推荐得忽必烈重用,并担任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或翻译,被忽必烈赐给“大辩广智”之号,并命其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经典,所译经典主要有《彰所知论》《药师琉璃光王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佛说金刚陀罗尼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等。其后沙罗巴被授以江浙等处释教都总统之职,管辖江南佛教事务。武宗至大年间,复召其回大都,授光禄大夫、司徒,命居大庆寿寺,给廪食之费。延祐元年(1314年)十月五日于庆寿寺内圆寂。[70]
八思巴的另一著名弟子达益巴(1246—1318年)于武宗时期召至大都,赐“弘法普济三藏大师”之号,令居大庆寿寺。延祐五年(1318年)于大都圆寂。
明代的大慈恩寺确是藏传佛教高僧云集之地,尤以作为大应法王札实巴、大济法王领占竺和大悟法王舍剌扎的在京驻锡地而闻名。
成化四年(1468年)封札实巴为大应法王,令其驻锡大慈恩寺。成化十年(1474年)札实巴圆寂,明宪宗降旨按大慈法王之例葬之。
成化十七年(1481年)封藏传佛教僧人领占竺为大济法王。从弘治十三年(1500年)开始,复召其回北京,命驻锡大慈恩寺弘扬藏传佛教密法,因此,大慈恩寺是明代北京弘传藏传佛教密宗的重要场所。
正德五年(1510年)封藏传佛教僧人舍剌扎为大悟法王,命驻锡大慈恩寺,舍剌扎于正德六年(1511年)在该寺圆寂,明武宗命工部营葬。
大慈恩寺的其他一些藏传佛教高僧也得到了明政府的优厚礼遇。
如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英宗封大慈恩寺僧人锁南舍剌为“净修弘智灌顶国师”,赐以诰命。
成化十四年(1478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然”,然“有旨与之”。[71]
成化九年(1473年),诏令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端竹也失往陕西河州等处办理公事,朝廷特遣鸿胪寺冠带通事张志通偕行。
成化二十年(1484年)宪宗封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挫和乳奴班丹三人为法王。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又封该寺西天佛子舍剌星吉为法王。
据《明武宗实录》卷九九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四月,大慈恩寺藏僧郛奴领占“奏修本寺方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乳奴领占,驻锡大慈恩寺,成化年间被封为大国师,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晋升为西天佛子,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受封为法王。
正德八年(1513年),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圆寂,武宗命工部造塔葬之。“工科给事中谓旧例无为国师营葬者,工部亦据之执奏。不听,有令遂著为例。”[72]
大慈恩寺被称为明代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确为实至名归。据统计,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344人。[73]成化年间,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437人,喇嘛789人。[74]
【注释】
[1](元)如意祥迈:《至元辨伪录》,“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
[2]同①。
[3]参考《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4](元)胡助撰:《纯白斋类稿》,卷八,万安寺观习仪。
[5](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四,西城内,白塔寺。
[6]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五章“内四区各街市”,“妙应寺注”。
[7]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24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8](元)赵世延等撰:《元代画塑记》,佛像,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9]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五章“内四区各街市”,“妙应寺注”。
[10]《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六,喇嘛事例一,京城及各处各寺庙喇嘛定额。
[11](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徐阶重修广通寺碑略”。
[12](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俞光晟重修广通寺碑略”。
[13](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世宗御制广通禅寺碑文”。
[14](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乾隆七年御制过广通寺诗”。
[15]参考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10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www.xing528.com)
[1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城市,“赵孟頫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铭”。
[17](明)刘侗、于亦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一,城北内外,崇国寺。
[18](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城市,“释法桢大都崇国寺重建碑略”。
[19](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城市,“圣祖御制崇国寺碑文”。
[20]参考(明)释镇澄撰、康奉等校点,清代重刻本:《清凉山志》,卷三,高僧懿行,老藏丹贝传。
[21](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姚少师影堂。
[22](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崇国寺。
[23]参考(民国)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二编第五章,内四区各街市,护国寺注。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编辑:《雍和宫导观所刊物》第二期,护国寺。
[24]《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六,喇嘛事例一,京城及各处各寺庙喇嘛定额。
[25]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
[2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郊坰。
[28]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郊坰,“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
[29](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岁纪”。
[30](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
[31](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岁纪”。
[32](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岁纪”。
[33]《元史》,卷七十七,志第二十七下,祭祀六,国俗旧礼。
[34]《元史》,卷七十七,志第二十七下,祭祀六,国俗旧礼。
[3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五,存疑。
[36]《元史》,卷六十七,志第十八,礼乐一,“元王朝朝仪”条。
[37](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城市,“赵孟頫大普庆寺碑铭”。
[38]参考(清)周家楣、缪荃纱等编著:《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六,寺观一,宝禅寺。
[39]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大天寿万宁寺”条。
[40]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大天寿万宁寺”条。
[41](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城市,外城东城。
[42](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城市,外城东城。
[43](元)赵世延等撰:《元代画塑记》,佛像,13~1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44]参考(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著:《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六,寺观一,外城寺观,“崇恩观”。
[45]参考(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六,西山上,卢师山。
[46]《元史·泰定帝纪》。
[47](元)赵世延等撰:《元代画塑记》,佛像,23页。
[48](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十五,郊坰四,卢师寺。
[49](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六,西山上,卢师山。
[50]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郊坰,卢师山。
[51]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
[52]《元史》,卷一八五,《李稷传》。
[53](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七,西山下,功德寺。
[54](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三,郊坰杂记,功德寺。
[5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功德寺。
[56]同①。
[57](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功德寺,乾隆《御制重修功德寺碑记》。
[58](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
[59](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十四,郊坰三,大承天护圣寺。
[60](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寺观,宝集寺。
[61]同①。
[62]同①。
[63]参考《全元文》,高翿《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
[64]《元史》,本纪第二十七,英宗一。
[6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城市,双塔寺。
[6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城市,“程距夫大庆寿寺大藏经碑”。
[67](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城市,双塔寺。
[68](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之三十八,寺庙,元庆寿寺。
[69]参考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154~155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70]参考释妙舟编:《蒙藏佛教史》第二编,佛教之东渐。
[71]《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
[72]顾祖成等辑:《明实录藏族史料》(第2集)第91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3]《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
[74]《明英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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