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大隆善护国寺

3.护国寺

位于北京西城区西四牌楼之北，护国寺街西口内路北。护国寺全称“大隆善护国寺”，原名“崇国寺”，即北崇国寺。因其规模庞大，民间俗称“大寺”。为元代名僧定演奉元世祖忽必烈之令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始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建成，当时称“崇国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重修后更名为“大隆善寺”。成代八年（1472年）修葺后称“大隆善护国寺”。清代多以“护国寺”相称。该寺是元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明代曾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大智法王班丹札释、大觉法王着肖藏卜和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在北京的驻锡地。清代与隆福寺被称为“东庙”相呼应，又被称为“西庙”，是清代北京东西区两大藏传佛教寺院之一，也是清理藩院直属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护国寺金刚殿（李德成　摄）

（1）历史沿革

据寺内《至元二十一年皇帝圣旨碑》记载，崇国寺由元世祖敕令名僧定演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始建。又据《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铭》记载：“师名定演，俗姓王氏，世为燕三河人。七岁入大崇国寺，事隆安和尚。世祖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协力兴建，作大殿以像三圣，树高阁以庋藏经。丈室廊庑，斋厨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国有南北寺焉。”^[16]

从碑铭记载可见，定演大师最初是大崇国寺即俗称南崇国寺的高僧。南崇国寺始于唐，又名金阁寺，原址在今广安门大街长椿街南口北。《顺天府志》载：“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析津志辑佚》载，“崇国寺，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后此寺已无考。元世祖忽必烈赐号定演“佛性圆融崇教大师”，在大都其他地方赐予土地使定演另建寺院，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建成，称崇国寺，即俗称的北崇国寺。也有记载传元世祖忽必烈敕建该寺的目的，是表彰当时的平章政事兼大都督赵璧之功德。

据《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在寺院建成的当年六月十九日，定演大师以所获得的布施饭僧500名，使他们集体念诵诸品大经，并亲自莅临法会宣讲佛法。相传，在寺院的西北隅曾有一大厨房院，即是当年定演大师斋请众僧的场所。定演74岁在崇国寺圆寂，传在该寺护法殿前建有其舍利塔。

关于“崇国寺”的得名，有人认为，元之国教为藏传佛教，其名“崇国寺”，应为“崇国教寺”之略称。也有人认为，因崇尚我震旦古国大乘之象而得名“崇国”。此说似有一定道理，也可能与南崇国寺有关。但从历史资料上分析，北“崇国寺”之名盖从定演而来，因其曾身居两寺，最早驻锡崇国寺，他别地建成寺院后，寺院也称崇国寺。为分别起见，称南北崇国寺，或将其原住崇国寺称为大崇国寺。

又相传该寺原为元代丞相脱脱（也作“托克托”）的故宅。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寺为脱脱丞相故宅，今于千佛殿傍立一老髯，幞头朱衣，一老妪，凤冠朱裳者，脱脱夫妇也。”^[17]

北崇国寺建成之后，元代皇庆、延祐、至正年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修缮。

据《大都崇国寺重建碑》记载，“皇庆延祐间，仁宗皇帝阿南达锡哩皇后赐钞三千余锭，买地别建三门，寿元皇后复赐钞五百锭，而经营焉。”^[18]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顺帝重修大都崇国寺工毕，于寺内立“大元重修崇国寺碑”以纪其事，碑阴刻祖师隆安传嗣之图。这是元代对崇国寺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重修。不久，元顺帝北走，明朝建立。

明宣德年间，明政府重修崇国寺。宣德四年（1429年）重修工程竣工后崇国寺更名为“大隆善寺”。成化七年（1471年）九月，明宪宗因该寺“历久滋久，新者复敝”，故“仰思先烈”，出内帑金帛，对大隆善寺大加修葺，成化八年（1472年）十一月工程完成后赐名“大隆善护国寺”。

明代大隆善护国寺是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寺之一，尤以作为大智法王、大觉法王和大庆法王的在京驻锡地而闻名。据寺内《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碑等资料记载，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被誉为“岷州三杰”之一的大崇国寺藏族高僧班丹扎释受封为“大智法王”，命其驻锡北京护国寺。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四年（1509年）封藏传佛教僧人着肖藏卜为“大觉法王”；正德五年（1510年）封藏传佛教僧人领占班丹为“大庆法王”。武宗命其二人驻锡护国寺，该寺由此名声大振。

除知名法王外，明代该寺藏传佛教高僧云集，显示出它作为藏传佛教大寺的非凡气概。甘肃岷州藏传佛教高僧绰巴扎释，“凡三藏显宗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征至，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宣德四年（1629年）圆寂于北京。天顺六年十二月（1463年1月），英宗“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护国寺僧班卓儿藏卜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由国师升为灌顶大国师，成化十七年（1481年）圆寂，明廷派官军1 500人为其建造灵塔。著乩领朵多只巴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由灌顶国师升为西天佛子，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又升为法王。

清定鼎北京之后，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得到了重视和保护。据寺内《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寺史碑》记载，清顺治九年（1652年）集资修缮护国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为给康熙皇帝祈福，蒙古诸部贵族请求修葺护国寺，康熙应允。因此，诸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出资庀材，将寺院修葺一新。康熙亲自撰文立碑颂扬其事。感慨“凡在龙堆瀚海内外百余部落，皆吾藩篱屏翰。故往岁亲征漠北，除其蟊贼，近复平定西藏，宁其疆宇，实嘉诸蒙古忠爱之忱，永矢不渝也。今诸蒙古建新兹寺，用祈福佑朕躬，益见诸蒙古感恩思报之诚，而上下交孚，至于绝漠遐陬，胥联为一体焉。”^[19]康熙皇帝由修庙联想到了百部藩篱，联想到了蒙古诸部和西藏，可见，修庙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信仰本身的层面，可使绝漠遐陬联为一体，从而赋予了其政治意义。

明清时期护国寺曾出一名著名蒙古高僧大喇嘛老藏丹贝（1632—1684年）。他自幼在护国寺拜佛学经，以后到五台山驻锡菩萨顶和罗睺寺。又到西藏、蒙古等地学习各族语言文字，学成后返回护国寺，遂成一代名僧。康熙初年被公推为五台山住持，将五台山治理得清净庄严，得到康熙皇帝的嘉奖。后积劳成疾，回护国寺养病，康熙皇帝遣御医调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在护国寺圆寂。^[20]

从清代开始，护国寺每逢农历初七、初八日有庙会，成为北京著名庙会之一。到20世纪40年代末，土地庙、花市庙会撤销，两处庙会移至护国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护国寺庙会逐渐萧条。公私合营之后，有的庙会摊主被吸收到商业或企业中。

1957年，每届庙会时还有少数小摊贩在庙中摆摊售货，逛庙者寥寥无几。以后庙中建筑逐渐为一些单位占用，大部分建筑被拆毁，改建为楼房，庙中原建筑仅存三间金刚殿和后殿的几间西配殿。金刚殿1984年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西配殿的10处建筑遗存在1999年文物普查时被列入西城区文物普查项目。2004年6月20日护国寺发生火灾，西配殿等建筑被焚毁，现仅存金刚殿。

（2）寺院建筑

元代崇国寺有三圣殿、藏经阁、丈室、廊庑、斋厨、僧舍等建筑，“悉皆完美”。(www.xing528.com)

据《帝京景物略》等文献记载，明代护国寺中间有三座大殿，旁有八座配殿。前殿为延寿殿，中间为千佛殿，最后是景命殿，殿旁有二塔，曰佛舍利塔，有元代遗碑四座，明代碑刻六座。千佛殿旁塑有元丞相脱脱夫妇像。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存放元末明初著名高僧、政治家姚广孝（1335—1418年）影堂的大兴隆寺遭灾，遂将其移至护国寺。姚广孝明封少师”，故称“姚少师”。明代成书的《长安客话》里说，“京师有姚少师画像，面大方肥，红袍玉带，髡顶上戴唐帽。今崇国画像犹是僧服，姿容潇丽，双睛如电光之灿。像赞云：‘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徹骨露风流。有时摇动龟毛拂，直得虚空笑点头。’”相传崇国寺姚广孝画像像赞为姚少师自题。^[21]

明代该寺供奉有藏传佛教护法神像，“其曼殊诸大士像蓝面猪首，肥而矬，遍身带人头，有十六足骈生者。所执皆兵刃，形状可骇。”^[22]从此描述看，此像应为大威德本尊，大威德本尊为文殊菩萨（曼殊大士）的忿怒像，但大威德本尊是“牛首”，而非“猪首”。由于在藏传佛教密宗造像中除头上的角外，“牛首”与“猪首”有相似之感，容易引起误解，或者是作者的误会。

大威德本尊又称“大威德怖畏金刚”、“大威德金刚”或“怖畏金刚”，是藏传佛教密乘无上瑜伽部本尊之一，为文殊菩萨化现的忿怒像，常见形象有一面二臂十六足、九面三十四臂十六足等，均头戴五骷髅冠，颈挂骷髅项链等，表示断除诸障、降伏怨敌。

清代康熙年间重修之后，护国寺建筑格局一直未变，个别建筑保留至今。根据《燕都丛考》《雍和宫导观所刊物》等文献资料，护国寺的建筑布局大体如下：

寺基广约35亩，寺门南向，石刻门额“大隆善护国寺”，有山门殿三间，内供哼哈二将；进门路有铁座铁鼎，上铸“大清康熙六十一年春月吉日钦造”；两旁有旗杆。

第一进院落为金刚殿十间，殿内前部供奉弥勒佛，两旁为金刚像，殿后部分供奉韦陀，韦陀后两侧有喇嘛居室，为护殿喇嘛所居；殿后东侧有木架铁磬，又称云板，上铸“护国常住，大清同治五年三月造”。

第二进院落为钟鼓楼，钟鼓楼后为天王殿，面阔十间，供奉天王像。

第三进院落进门有铁鼎，同为康熙六十一年造。东为文殊殿，供奉文殊菩萨；西为秘密殿，供奉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像。正殿前二碑，东为正德七年（1512年）十月初一日立“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碑阴为“京都大隆善护国寺新续临济正宗碑记”，为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元日（七月初十五日）住持觉慈立；西为藏文碑，碑阴为“敕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四至并官员人匠职名”。正殿为延寿殿，面阔二十间，供奉三世佛和二十四诸天像，内壁面佛像，佛前有木座铜炉，上铸“大明成化年造”；桌上铁磬皆铸藏文；殿内东南角有木架铁钟，上铸“大隆善护国寺国师后着癿领占铸，重一千五百斤，大明弘治七年四月吉日”。正殿后东为伽蓝殿，殿前有长方形铁炉，四足有耳，身铸花纹。西为无量殿。院中东西各有一井。井后各有碑亭，东碑为“御制大隆善护国寺碑记”，明成化八年（1472年）十一月初二日立；西碑为“御制崇国寺碑文”，为汉满蒙藏“四体文”碑，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立。正殿阶下东西各一碑，东碑为成化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立“修造之记”，碑阴为“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看诵钦颂大乘诸部藏经碑文”，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初八日僧录司右觉义兼护国寺第二代住持定常谨述；西碑为成化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立“乐助善缘之记”，碑阴为题目短文，记叙修寺大略。

第四进院落正殿为崇寿殿，面阔十五间，内供三世佛和十八罗汉，殿前平台有石座铁炉，平台东南、西南两角有石狮，殿后抱厦供倒坐观音。殿前平台东侧有三碑，前一后二，其一为《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立，碑阴为《崇国北寺开山第一代宗派图》；其二为《大元敕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大师传戒碑》，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九月崇国寺住持普明净慧大师智学立，碑阴为劄付二道。平台西侧有碑四，前一后三，其一为《皇元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至正十一年（1351年）立，碑阴为祖师隆安传嗣之图，该碑刻两龙，头下尾上，其中两爪互握，爪之四隅凿透四孔，故俗称“透龙碑”；其二为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立“皇帝敕谕碑”，碑阴为《大都南城护国寺常住庄田事产记》；其三为天顺二年（1458年）九月立《敕建崇恩寺西天大辣麻桑渴巴辣实行碑》，碑阴为助缘人名。崇寿殿后东为大悲殿，西为地藏殿，各三间。

第五进院落正殿为千佛殿，面阔五间，俗称土坯殿，元丞相脱脱夫妇塑像和姚少师影堂亦曾在此内。殿外东南檐角下作一力士像承接殿顶，俗称“硬朗汉”。

第六进院落主要为通道，通向庙外两侧，中有垂花门，门前有两只狻猊。相传护国寺从此处开始分为前后两庙，前庙为缁衣，即汉传佛教的和尚，后庙为黄衣，即藏传佛教的喇嘛。

第七进院落为塔院，东西各有一塔，西塔中刻“舍利塔”三字。正殿为五间护法殿，内供三世佛，东西内墙壁上画有佛像。殿前西阶下为《敕建大隆善护国寺藏卜坚参承继祖传住持碑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十月初二日立；碑阴为“续焰联芳”，皆喇嘛名。殿前东阶下为“西天佛灌顶大师寿像”碑，即《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

第八进院落中有石质应量器，器后有石座铁炉，上铸“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吉日立”；东北有石质日晷台，台东有藏文碑一。正殿为功课殿，面阔八间。殿前额为康熙御笔“宝莲法地”，殿前有抱厦，殿内供奉无量寿佛。

第九进院落主要建筑为后楼，后楼上下各六间，主要有菩萨殿，内有唐代观音菩萨铜像。

到1935年左右，护国寺尚有僧舍180余间。^[23]

（3）寺僧简况

从有关碑文史料等分析，元代崇国寺虽属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但住持和僧人多为汉传佛教僧人，具体情况缺乏记载。明代大隆善护国寺成为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寺之一，为西僧香火地，藏传佛教高僧云集，《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敕令“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四百五十人”。可见大隆善护国寺第四庙藏传佛教僧人的数量是很多的。

清代护国寺也是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寺之一，曾额设达喇嘛1缺，负责管理寺庙事务。根据《钦定理藩部则例》记载，乾隆时后期开始对北京各藏传佛教寺院规定额缺时，该寺额设二两钱粮喇嘛25缺、一两钱粮喇嘛28缺、折色格隆钱粮31缺，折色班第钱粮4缺，共89人。其中包括德木齐、格斯贵各1名。^[24]

大约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蒙古诸部贵族修葺护国寺后，寺内喇嘛逐渐变为蒙古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