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历史：大跃进至1964年

（1）急于求成的空想主义思潮

从1958年到1960年，在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思想严重泛滥，进入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时期（图2－33）。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建工部提出了“用城市建设的大跃进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的号召。许多城市为适应工业大发展的需要，迅速编制、修订城市规划，使城市规划与建设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1957年、1960年的两次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起到了关键的鼓动作用，掀起了几番空想主义的规划思潮，直接引发了这一阶段城市扩展过快、布局混乱的现象。

1958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城市规划座谈会，受到“大跃进”形势的影响，对经济形势盲目乐观，偏执地相信社会主义强国并不遥远，“城市的现代化”也不需要太长时间，会议提出凡是有建设的城市都应该进行规划。同时，会议也着眼于城市建设工作如何适应“大跃进”新形势的问题，介绍了“先粗后细、粗细结合的快速规划做法”[52]。这次座谈会一方面对全国城市规划工作有所推动，但也助长了城市的盲目发展。1960年在桂林召开第二次全国城市规划座谈会，继续了青岛会议的基调。提出十到十五年内把中国的城市基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城市，并要求要根据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和发展前途来编制城市规划，要体现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原则，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更加脱离实际的轨道。

“大跃进”时期，急于求成成为城市规划的突出特征。在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市市办工业，县县办工业，在全国2 195个城镇中几乎普遍安排了工业建设项目。与此相对应，“处处编规划”的景象也全面铺开（如河南提出“一年市，二年县，三年公社规划完”的战斗口号）。1958年全国进行规划（或修改规划）的大中小城市有1 200多个，农村居民点规划试点的有2 000多个，还有一些地区进行了区域规划[53]。规划的泛滥孕育了一系列超大尺度的城市发展构想和不符实际的总体规划，例如银川、襄樊都在原有10万人口的基础上分别提出100万和120万的大规划设想，安阳提出到1975年达到74万人（实际到1990年代末才实现）。“快速规划”在当时很盛行，规划小组到现场和有关单位共同协作“四边一定”（边踏勘、边议论、边鸣放、边做方案，最后由党委定案）搞规划。一方面规划指标定额降低，另一方面城市规划编制程序简化，规划编制时间被大大缩短。例如当时的山东省组成了三个规划工作组（每组4—5人）以快速规划方法分别到胶东和鲁南、鲁西北三个地区开展工作，在20天内完成了26个县镇粗线条的规划设计（图2－33）[54]。这些在浮夸冒进风头下主观臆想出来的规划方案，根本难以提及所谓的科学性、合理性。

图2－33　“快速规划”成果——山东济宁、烟台新工业区规划

另一种空想主义思潮，是建立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者有关近代大同“新村”设想上的“人民公社规划”。在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的政治思想左右下，城市规划思想被无条件的公平主义、平均主义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原则所替代。人民公社成为一个“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55]，城市规划要根据城市人民公社发展的要求，组织好人民公社生产和生活的“十网”、“五化”和“五环”[56]。到1960年7月，中国城市中出现了1 000多个人民公社组织，有的是以大型国营厂矿企业为中心，有的是以机关、学校为基础，有的是以街道居民为主体（图2－34）。而在乡村地区，也根据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地园林化”要求，要实现生产“园田化”、居住布局“林园化”的目标。可惜，由于后来政治运动的影响，大地园林化的思想被曲解和淡忘了[57]。(www.xing528.com)

图2－34　1958年上海青浦县红旗人民公社规划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于城市规划工作的指导脱离了客观规律，轻易地主观臆断了城市的发展方针。“大跃进”时期，由于过于强调城市建设服务于工业建设的主流思想，“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由于工业建设的盲目冒进，为了实现城市现代化的目标而采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规划指标（如城市规模、道路宽度等），各地急于改变城市面貌，并借国庆十周年之际大肆改建旧城，不顾财力大建楼、堂、馆、所等，都反映了对城市现代化认识的简单化和片面性，这也是导致经济调整时期对城市规划工作进行批判的原因之一。

（2）城市规划“代人受过”与全面受挫

1950年代后期，在政策失误、自然灾害、苏联毁约、“大跃进”等恶劣环境下，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面临严重危机。在这种形势下，1961—1965年中央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了“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从此由“大跃进”转向国民经济大调整时期。八字方针的重点在于调整，重点调整的是基本建设规模，削减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投资方向和数量，通过“关、停、并、转”等措施调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重组工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等。1961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总投资比1960年减少了68%，1962年又大量减少，只相当于1960年的17.6%[58]。在国家经济整体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将国民经济计划具体化”的城市规划没有了用武之地，走向低潮。1960年11月的第九次全国计划工作批评了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四过”问题，并极端地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随后逐步施行了调整城市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撤销部分市镇建制等一系列决策。

城市规划工作遭此全面禁令，固然有行业自身的问题，但也是与国家政策失误、城市建设冒进等整体大环境不可分开的。尤其是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大滑坡，财政收不抵支，城市规划因此成为国家削减建设资金开支的“替罪羊”。城市规划被“打入冷宫”，不仅对“大跃进”中形成的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建设无从补救，而且导致规划机构被撤并、人员被下放等后果，中国的规划事业大为削弱，许多城市又陷入无规划的混乱自发建设状况。1960年代正是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的时期，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却丧失了以此摆脱苏联模式、寻求自我革新的重要发展机遇。此后近20年时间内，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继承上的巨大断层[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