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城乡规划：社会主义城市价值观

（1）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城市

图2－5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拆城墙、拆牌坊等

全面走上学习苏联的道路后，新中国被深深地纳入计划经济的体系。在城市建设领域，苏联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实主义”的理念及“民族形式加社会主义内容”的设计口号被推广至全国，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阶级斗争意识的熏陶下，各类城市空间被政治意义所左右，成为一种辅助权力表达的工具，通过表征特定意识形态以展示时代与社会的伟大。城市空间明确成为有阶级性、象征性和政治价值的对象，城市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区别对待不同阶级属性的空间类型。对城市中象征人民集体力量、无产阶级政权的各种社会主义仪式性空间进行重点打造和凸显，空间营造的表现手法包括强调对称、均衡、轴线、宏大的尺度等；而对于那些历史遗留的、彰显封建时代王权至上、区分社会等级的“阶级压迫空间”，则要进行强烈的批判和彻底的改造（图2－5、图2－6）。

从建设社会主义空间的方面看，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会重点建设一条或几条以权力建筑为对景的、笔直的礼仪大道，甚至路名也打上了强烈的政治烙印，建有领袖雕塑的纪念集会广场、火车站广场等更是规划建设的重点对象，这些形式与空间被认为代表了人民的新生政权（图2－7），改造后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及被称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即为最典型的代表。1949年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北京要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来建设首都中心区，以此判定主要街道的方向。在随后几年的规划方案征集讨论期间，一批专家都坚持着这样的理念，认为天安门广场象征着国家政权，应当大而开阔（30—40hm2），周围以国家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建立革命纪念博物馆以及高大雄伟的建筑群[15]。最终确定的方案实现了这种愿景，改造后的整个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m，南北长860m，占地44hm2，两侧矗立着同样尺度宏大的人民大会堂与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首都的心脏地带与新中国的绝对象征（图2－7至图2－9）。1958年启动建设的长安街，作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担负着体现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一主题的重任，一方面要满足阅兵、游行、群众集会等政治活动需求，一方面要考虑未来的交通通行量，最终规划建设的道路红线宽达120m，大街两侧的长安左门、右门、双塔寺、牌楼等古迹也随着长安街的不断翻新而走入历史[16]（图2－10、图2－11）。此外，1950年代的北京还修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斯大林式建筑”（下部较为宽大，顶部多为尖顶），来赞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如北京展览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都是最典型的代表（图2－12）。

图2－6　1950年代象征新生政权的上海人民广场

图2－7　解放前的天安门广场：紫禁城的“前院”

图2－8　1958年张镈等设计的天安门广场方案

图2－9　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编制的天安门广场综合方案

图2－10　1958年北京东长安街

图2－11　1964年长安街规划综合方案

图2－12　象征中苏友好的“斯大林式建筑”：北京展览馆

另一方面，对历史旧城区的改造则成为表达“社会主义必将战胜封建主义”这一寓意的重要途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发展至高潮，全国各地纷纷上演“破四旧”的闹剧。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中就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景山、北海等地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17]，“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我们要“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18]。虽然“整改方案”最终并未得以实施，但却可以反映那一时期对于城市空间理解的强烈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倾向，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城市、历史建筑被大规模破坏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2）从工业生产载体角度来认识城市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指出，“只有将城市中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19]。此后，《人民日报》的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强调，“消费城市的存在和繁荣除了尽量剥削工人外，完全依靠剥削乡村”，号召“要消灭这种现象”，“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针。解放初期，类似的口号还有“先生产，后生活”、“生产长一寸，生活长一寸”等，这些导向的确立实际上把城市发展建设简单地与工业生产组织完全等同起来。在这样的基本认识下，城市被明确指定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业生产职能，而生活功能则被置于为生产提供必要、基本配套的从属地位。例如，北京是名胜古迹和大学云集的文化古城，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工人仅占全市总人口的4%，这一点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强烈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为此，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1958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要将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曾使北京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一度高达63.7%，仅次于沈阳），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甚至认为天安门广场以南一带将来要竖满烟囱，才能标志着强大的工业化、现代化。

“先生产、后消费”的理念，实际是由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与意识形态双重需求所决定的。首先是减少消费支出，为国家组织和恢复工业生产能力及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累积原始资本；其次是通过改造象征资本主义和官僚服务的消费城市，才能建设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与之对应，中国的城市空间被截然划分为生产空间、消费空间两个基本类型，城市中的各种生活空间、消费空间因而被极度地压缩。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坚决降低非生产性建设标准》的指示，要求遏制在非生产性建设中的“浪费行为”，全国掀起了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当时长春一汽生活区规划设计变成了浪费国家资源的反面案例（图2－13）。《人民日报》指出，非生产性建设“不是基本建设的主要部分，主要部分是生产性建设”，“非生产性的建筑是为生产服务的，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标准低一些并不妨碍生产，相反可保证腾出资金来发展生产”[20]。相应的城市规划配套标准也随之降低，停止建设诸如工人俱乐部、剧院、体育馆等设施，城市里仅仅保持最基本的广场（还主要是用于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的场所）、公园和商业空间。住宅投资也被列为一种纯粹耗费资源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人均居住面积在苏联9m2的标准上被一再压缩至4.5m2（图2－14）。

图2－13　长春一汽工厂区与生活区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发展、建设用地规模均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决策与投资，城市中实行无偿行政划拨的土地使用制度以供给各机关、团体、企业或居民无偿、无限期使用，至今对中国城市的空间用地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图2－15）。这一时期土地无法利用地租这个调节收益和经济的杠杆，导致城市空间的经济属性无从体现，空间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被抹杀，空间的社会、文化与景观个性也普遍失去，仅仅成为承载工业生产、服务工业生产的冰冷容器，城市的生活活力与消费活力难以释放。

图2－14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陋就简的住宅建设

图2－15　南京市玄武区土地无偿划拨遗留的大单位用地（201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梁陈方案”的失败，最有力地佐证了这一时期我国城市价值观的基本取向。1949年5月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在有关新行政中心区的规划方案讨论中，梁思成、陈占祥二人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思想联手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方案的核心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北京西侧地区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使北京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有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与此同时，苏联专家也提出有关方案，详细证明了以天安门为行政中心的可行性，强调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不仅与苏联专家的意见相左，梁陈二人的主张也遭到了来自其他专家与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强烈批评，首先，在于经济上的浪费：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利用旧城而另辟新址建设行政中心，在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21]，让现代化的新中心与破旧落后的旧城长期共存也说不过去。“北京的建设需运用尽可能少的城市建设资金，在发挥城市市政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将积累的资金用于工业”[22]。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更有一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激烈反对观点，批评梁陈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政策“背道而驰”，甚至指称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23]。1953年北京市委的规划小组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指出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中心区，要在北京首先考虑发展工业的计划，“梁陈方案”就此夭折（图2－16）。

a 苏联专家巴兰尼可夫的方案

b 梁陈方案（总图）

图2－16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规划方案讨论中的几种方案